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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向欧洲以外地区传教，以弥补天主教势力在欧洲的后退，新教积极在东亚传教要等到19世纪后。而英文的“Christian”一词，译者将其译成耶稣信徒，包括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不译成基督教徒，以免被误解为单单指新教信徒。

它变成幕府采取行动对抗该威胁的焦点。这行动不仅针对西洋人，也指向信耶稣的日本人。如同当时的刑罚一样，幕府的行动是无情的，尤其对日本耶稣信徒。

在17世纪初期，幕府加强迫害他们。许多被怀疑是耶稣信徒者被要求用脚踏上有十字架像或类似耶稣象征的铜制平板。有些人仍然坚守信仰，即使用来迫使他们放弃信仰的刑罚很恐怖，例如挖眼球、在父母面前折磨其幼儿。死刑执行也同样可怕，行刑方法包括钉十字架、用锯子斩首或丢进沸腾的热池里。

迫害的高潮是1638年靠近长崎的岛原大屠杀，多达35000人被幕府部队屠杀，包括男人、女人及儿童，他们大多是耶稣信徒。这不是纯粹的对耶稣信徒的迫害，同时也是为了敉平民众因不满纳税与反抗一位大名而引发的叛乱。无论如何，屠杀的原因被忽略了，而该事件有效地终止了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在日本的公开活动（虽然有些人仍秘密信仰耶稣，尤其在长崎地区）。从1640年起，所有日本人必须到佛寺登记，以证明他们不是耶稣信徒，这一规定也有助于监督人民。

第一节　稳定才能够生存（5）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传教士在1614年被驱逐出境，但西方商人继续被允许来访甚至居留。然而，幕府逐渐感觉外贸带来的不利超过利益。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外贸不仅让幕府时常担心，而且某些大名借着参与外贸致富对于幕府也是间接威胁。甚至早在此阶段，幕府就基于经济动机希望保护国内商人免于过度的竞争。

至1639年，所有西方人已被驱逐出境或自愿离去，惟一的例外是荷兰人，但他们仅仅被许可居留在长崎港内的小岛——出岛。假如幕府未高估英格兰天主教会的势力（天主教徒在英格兰占少数），英格兰可能也会被允许继续跟日本贸易。荷兰人为了独占对日贸易特权，可能故意误导幕府。其后两个世纪，日本有效地闭关自守，而荷兰人连同中国人与朝鲜人，是惟一获准跟日本交易的外国人。这是后来被描写为锁国时代的时期。

这情况不单是外国人被禁止入境日本，因为幕府似乎拒绝任何形式的舶来事物。从1635年起，除了极少数例外，日本人不被允许赴海外旅行，而当时正在海外的日本人被禁止回国（人数约10万人，大多在东南亚），违反者将被处死。至此阶段，航行海洋的大型船只的建造也被禁止。

锁国令发布时，海外日本人人数多得令人吃惊。日本商人（与海盗）航行远至印度洋与澳洲以北的阿拉福拉海。也有许多日本人实际居留海外。在菲律宾有大约3000人的日本人社区，有许多日本人在暹罗（泰国），日本人居留地点远达塞兰（Seram，今日印尼东南部）。这些人最后与当地社会同化。H。　Frei估计在1604年至1635年之间有大约10万日本人赴海外，其中约1万人可能永久定居当地。与朝鲜的往来是例外，日本在釜山设有倭馆。

获得授权在沿海从事贸易的船只必须展示幕府发给的官方印信。这印鉴通称为“丸”，至今日本船只名称最后一字仍用“丸”。

西洋人的到来加上接着展开的国家统一过程，有助于使日本人产生国家意识。南方的琉球群岛与北方的北海道在17世纪初开始被编入日本版图，使得当时的日本的地缘政治形态很接近今日日本。当时日本的世界地图（改造自中国事物的另一例子）显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而非日本。很明显，德川时期的日本至少暂时没兴趣跟他们眼里的次要国家过多交往。对于德川统治者，锁国也是安全得多的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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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武士与伦理（1）

当全国进入持久的稳定与和平阶段，甚至没有任何真正的外来威胁时，武士开始变得过剩。尽管有农民叛乱要敉平，要维持主君的名誉，以及有少量的治安工作要做，但没多少工作给真正的武士做。他们反而变成官僚与行政人员。他们的战斗变成仅仅是纸上谈兵。

在社会秩序中占据上层阶级的这些人，为其几乎寄生的生活感到万分困窘。他们抓住任何机会以实际行动证明其勇敢，他们卖力至可笑的地步来证明其存在。有点儿讽刺的是，武士理想——武士道的某些最清楚的表现却出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