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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他看看其他两人，他们均点头，并向我表示了祝贺。

这个决定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连连说，“我不行，太年轻，你们还是再考虑一下其他的人选。”

沃尔芬森笑着说：“我观察了你两年，也听了其他人的评价，我看你是最合适的人选。40岁也许对世行惯例和你们中国的传统来说，比较年轻，但是对迅速发展的世界来说并不年轻。我当初在所罗门投资银行干的时候，40岁都已经是老人了。”说到这里，商学院院长也接茬说，“人选的核心是能力，而不是年龄。”斯万也接着说，“晟曼，你别谦虚，你能干好，我们一起干。”

显然他们已经事先商量过了。鉴于此，我只好改口说，“如果行长信任，我一定会不负众望”

11月14日，沃尔芬森在执董会的例行会议上宣布了世行新的五人领导班子。

就这样，我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推进了世行最核心的领导层。在班子里，我刚刚四十岁，服务世行才两年，是世行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副行长，我的同事们都在50岁以上，除了行长，别的几位都已经在世行工作了二十年以上。

不久之后，沃尔芬森又向执董会提议，除了常务副行长之外，我也可以代表他主持执董会。这意味着，我实际上成为了世行的三号人物。

我的快速升迁，在世行的成员国和世行内部成了一条大新闻。12月5日的世行工会报纸上评论说，“章是一个火箭般窜升的低调的人。”，文章写道，“这个中国人很能干，提升很快，他善于保持各方的平衡，遇事不慌，敢于决策，效率很高。”工会习惯对世行管理局持批评态度，要他们积极评价一个世行现任高官，这可是很破例的。

而在了解内情的人们看来，这个消息似乎不算意外。11月25日，即将离任的法国执董马克·奥瑟曼（Mark　Autheman）在告别信中写道：“章好象是执董会的第二十五个成员，他是管理当局与执董会之间的桥梁，是优秀的典范。他象是一棵树，每年都在成长，都在结果子。”一位副行长则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说：“任何有嗅觉的人都不会感到意外。”

在任命宣布后的一次招待会上，已经退休的卡基告诉我，是他向沃尔芬森推荐了我。卡基是我十分敬重的前辈，80年代初，我刚到财政部世行处工作的时候，曾在北京接待过他，他先后担任管理中国局局长和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副行长。也许由于多年的交道，所以他对我比较了解。他对我说，“新行长来后，有时候议而不决，班子里能说会道的多，敢于做决定的少。从这两年观察，你虽然话语不多，但是很沉着稳重，敢于做决定，而且你来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你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人选。”

客观的说，在我的升迁问题上，卡基等人的推荐和我个人的表现，都是重要的原因，在过去两年里，秘书局的改革、香港年会的成功举办以及协助行长推进改革方案等工作，均给沃尔芬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组织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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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晋升：“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自己？”（2）

到90年代中后期，快速发展的中国成为世行最大的借款国。从1995到1997的三年里，中国一直是世行最大的借款国，总计贷款88亿美元。每年在世行的总贷款量中，中国所占比例都超过了13％。

与此相关的是，沃尔芬森需要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选进入他的核心团队。在原有的五人小组中，行长和负责财务的高级副行长是美国人，常务副行长是瑞典人，另一个业务副行长是德国人，只有印度人卡基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这样的构成保持着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的平衡。随着卡基的退休，理应由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选进行递补，在这一点上，我显然占到了天时、地利、人和。

人事改革：“棉花包着的铁拳”（1）

“我们有了一个机会，几十年抓住用人制度的根本问题，去发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整合的、灵活而多元化的全球化团队。”

沃尔芬森在《战略合同》中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改革项目，作为新晋升的高级副行长，我要负责其中的两个项目，其中之一，就是最最麻烦和不讨好的人事改革项目。

尽管前途艰险，但是改革是没有办法停顿下来的。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召集人事部门了解情况。人事改革的涉及面很宽，考虑到世行的国际组织属性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