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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把更多的人力投入到援助的第一线去。我们将启动一个彻底的、支出有效的审核系统······我意识到这个《战略合同》是雄心勃勃的，我们将面临很多艰难的选择，我们必须保持最清醒的意识，我们的客户每天都要面对大规模的贫穷，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我们有责任尽全力地帮助他们。”

这套方案的改革面很广，涉及到银行产品、服务、人员激励机制、世行内部与外部的联系等方方面面，需要两年总共2·5亿美元的支持。为此，沃尔芬森提出了一系列数据化的评估目标，其中包括，工作质量的自我评估满意率要从66％上升到100％，项目达标的第三方评估要从65％上升到75％（世行内部有一个独立的“业务评价局”，直接向执董会负责）。

为会员国提供服务的费用，占整个行政费用的比例从52％提高到60％（相当于每年1·5亿美元），等等。

应该说，沃尔芬森给自己出了一道不小的难题。他试图让发展业务，即：改进业务质量和加强重点部门　；组织管理即：建立银行的人才和知识共享系统，加强发展经验方面的收集和传播；改进世行本身的机构能力，进行人事等方面的改革等四个方面

同步并行，全面地改造世界银行。正如外界所评论那样，这是一份充满了华尔街气质的反贫穷宣言。它第一次把质量、监测、成本等纯商业理念，与反对贫穷、反对腐败等社会名词融合在一起，给向来理想主义色彩浓烈的世界银行注入强劲的新鲜的空气。尽管在此之前，效率与质量也是世行一直在反思和改进的方向，但是从来没有决策层把它提到如此迫切和战略性的高度。

这个《战略合同》不但成为之后两年世行改革的主轴思想，对未来很长时间都有着更深远地影响。也可以说，沃尔芬森在世行的十年改革，在这份不长的文件中已经确定了基调。

“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我再次认真读完这份我参与起草的文件的时候，我这样想。不过当时我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竟会成为这个《战略合同》的主要推进者和实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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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晋升：“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自己？”（1）

“章是一个火箭般窜升的低调的人。”

――　世行工会报刊

当改革风暴即将刮起的时候，世行核心管理层出现了人事变动。负责业务的高级副行长、印度籍的卡基（Kaji）宣布退休。一个空缺出现了。

在世行庞大的官僚体系中，副行长级的职位有20个（到2000年，由于业务的增多而添加到27个），日常的管理团队有7位，而最核心的执行委员会则有五位，分别是行长、常务副行长、两位主管业务的高级副行长、一位主管行政的高级副行长。我作为副行长兼秘书长，属于7人管理团队之一（与我同样级别的还有法律总顾问），当时的我尚未进入最核心的执委会。卡基的离职，意味着执委会需要一个新的人物来替补。

在卡基宣布退休后不久，常务副行长、瑞典人斯万·山德斯壮姆（Sven·Sandstrom）约我共进午餐，他问我，“依你看谁将是替代卡基的合适人选？”

我说，我虽然来了快两年，对具体的人头还不是很熟悉，这个位子很重要，从世行出发，除了才能，还应该考虑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人选平衡。

接着，我们把可能备选的名单一一过了一遍，我坦率而简短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真听着。斯万不是一个话语很多的人，他只是偶尔点一下头。

快吃完饭，正要站起来。他突然脸带笑容但语调认真地说，“晟曼，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自己？”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便真诚地回答说，“我入世行不久，一是不敢想，二是不敢当。”

我说的是真心话。尽管我到世行已经两年多了，但我并没有长期的打算，我认为我早晚都会奉召回国，因此，我的住房还是租住的，我的中国外交护照也没有更换。

斯万听了我的回答，无声地笑笑，没有接着说什么。

大概又过了一周，行长办公室来电话，通知我行长要约我共进午餐，一起的还有斯万和沃尔芬森的私人顾问、前哈佛商学院院长J·麦克瑟。我准时来到行长的私人餐厅，坐下不久，行长就话归主题，他说，“我们今天是工作午餐。关于卡基走后的分工问题，斯万与我讲了，我同意由他接管卡基负责的地区业务部分，人事、行政部门的高级副行长，经过征询各方意见，晟曼，我想让你来接替。”

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