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2/4 页)

着端庄的旧衣服，小声地和他们为放的时间有些久的猪肉或者多余的定量大米讨价还价。摊主们还能记起以前看这位脸色红润的前国家女篮队长打球的日子，她是个以崇高的革命精神和打球积极闻名的明星球员。现在是1984年，打球的日子差不多已经过了十年，大方正在为家人买做饭的菜。生活对每个人都是不容易的，不过小贩们知道，大方回家后要和丈夫一起艰辛地抚养一个长得那么快的男孩，以至于都要供不起他吃饭了。姚明只有四岁大，可他已经超过了1米2，体重更是达到了二十七公斤——在中国，这已经达到在坐公交车和上理发店时，要按照成年人的标准来收费了。每个人都称他为“小巨人”。大方每天都要骑着自行车穿过被夜幕笼罩的城市回家。有些年头的枫树在她家附近的街道上形成了一个教堂穹顶一般的顶棚，遮住了午后的最后一缕阳光。上海，中国经济在过去以及将来的发动机，依然处于低迷中，这种迟钝，更加凸显了那场给南方省份，比如广东和福建，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改革所显现出的活力。邓小平发起的改革还没有在上海开始。人们——尤其是大方——很难想像有一天，这座曾经繁荣的城市会迎来更加巨大的经济发展。那时，这块曾经的法租界里已经没有了昔日的幽雅，而是一片破败。街上很少有轿车，只有大量的自行车和步履匆匆的行人，也没有路灯，只有从街道旁的楼房里射出的淡淡的黄色的灯光。这些建造于上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的、曾经富丽堂皇的殖民者的公寓，原本是为了一个外国家庭设计的；现在五到六户的中国家庭挤进了这已经衰老的建筑，每个家庭占据一个房间，几乎每扇窗下都有一个水斗，排成了一道高低起伏的曲线。

大方的家在康平路95号的体委宿舍楼的602室，这里要比她和丈夫刚结婚时分给他们的房子好得多，但条件还是非常艰苦的：除了一张桌子和两个特大的床之外，就没有什么家具了。和当时大多数中国家庭的寓所一样，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没有家用电器——而且非常奇怪地没有门框。“我们拆走了门上面的气窗，”姚明的父亲姚志源说，“这样我们就不会撞到头了。”

让他们那个长得飞快的孩子吃好穿好，是每天都要面对的挑战。大姚在上海港的工作收入很低；大方在体育运动科研所做行政工作，每月的收入是四十元左右，仅仅是她许多同事的一半。夫妇俩还有一般家庭没有的额外花费——他们的孩子长得太快了，所以裤子总是太短，鞋子总是太小。大方和大姚自己只能日复一日地穿着同样的开始褪色的衣服，破了就在上面打上补丁。

由于姚明的饭量差不多是普通中国孩子的两倍，定量配给这个家庭的牛奶、肉、大米似乎永远是不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中国差不多每样东西都是严格按定量配给的——食物、布匹、肥皂、煤，要让一户都是大个子的家庭吃饱，那些定量券可就太少了。大方和大姚差不多把他们所有的收入都花在了食物上，有时候他们只能饿着肚子坐在桌子边上，看着儿子狼吞虎咽。当大方年迈的父亲在妻子去世后搬来和他们同住的时候，这个家庭的开支就更加紧张了。陆斌记得那个时候，她有一次去拜访这位老上海队的队友。“那一次真是让人印象深刻，因为大方刚从菜场买了一条鱼回来，”她回忆说，“她把鱼最好的中段给了姚明，头给了自己的父亲，尾巴给了丈夫。自己什么也没剩下。”

第二章　被摒弃的童年（5）

许多年后，大方把儿子的茁壮成长归功给了国家的政策。“身体里的遗传基因，让他长得非常高，”她说，“因为中国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他有比我们小时候更好的营养。”只是那个时候，大方一直要为儿子的下一顿从哪里来犯愁，不知什么时候家人能够不再为这个烦心。姚明小时候一直体弱多病，因为身体一直在长，导致他营养跟不上。大方是个非常自强的人，所以不会去寻求帮助，但她的很多朋友在为她奔走求助。

与此同时，这个家庭得到了其他好心人的帮助。为了长身体，姚明住在爷爷奶奶身边，他能受到比较稳定的照顾，还能吃到更多的食物。一次，大姚在火车上和一个在上海牛奶厂工作的人聊天。当他提到配给他家的牛奶定额卡，只能满足自己正在长身体的儿子一半的需要时，这个牛奶厂的人答应给大姚提供帮助。以后几年，他给姚家提供了一张额外的定额卡，于是姚明终于能够得到满足他成长需要的钙了。

1984年9月12日姚明四岁生日那天上海《新民晚报》的一个记者和摄影师来到姚家作一个特别报道。大方和大姚被认为是中国最高的夫妻，记者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