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第1/4 页)

摹鞍踩�凳�薄�

近年来，大量关于金融危机的原因、机理和传播机制的学术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稳健性与其开放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外国金融机构的参与造成或加剧了一国金融系统的不稳定。事实恰好相反。世界上一些最发达和最富有效率的金融 体系是一些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融体系，如中国香港、新加坡、英国、瑞士和卢森堡等。而一些经济上最封闭的国家金融体系也最落后，其效率也最　低、风险管理最薄弱、不良资产率最高，从而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概率也就最高。

大部分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在危机前都曾采取了排斥和限制外资金融机构的金融法规和政策，外资参与度无论按持股比例还是市场份额来衡量都非常之低。但是危机后这些国家痛定思痛，为了加快金融重组步伐、恢复市场信心，才不得不下定决心更大程度地开放金融体系，如波兰、捷克、墨西哥、阿根廷、韩国、日本和德国等。

韩国的经验最有戏剧性也可能最有启发性。在1997年底爆发金融危机之前，韩国是世界上本国金融机构最受保护的国家之一，外资在韩国金融体系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1997年底爆发的金融危机使韩国从长期的“金融闭关锁国”状态中惊醒。从1998年金大中总统金融改革开始，历届韩国政府皆采取了更开放、更自由的金融政策，外资参与度不断上升。到2005年，韩国前七大银行中的Koram和Korean　First　Bank分别被花旗银行和渣打银行全额收购，Hana和Korea　Exchange　Bank由外国金融机构和专业投资公司控股，且外资持股比例分别为78％和74％。如果计入外资在公开交易股中的持股，则外资在两家最大银行——韩国国民银行和Shinhan中的持股比例分别达到了75％和85％。前七家中只有一家（WOORI）由韩国存款保险公司（政府机构）暂时绝对控股（80％），外资持股比率仅为12％。但是外资的大举进入，不但没有危及韩国的金融体系安全，而且通过其资本和专业资源的投入，韩国金融机构在资本充足性、资产质量以及内控与风险管理能力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提高。由于大部分银行机构在经营上更有效率，在财务上更为健康，韩国的整体金融稳定性也就相应有了明显的改善。2000—2002年出现的“消费信用泡沫”最终对韩国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甚微，也证明韩国的金融体系在开放后的抗风险和防震能力有所加强。

中国金融体系脆弱的根源可以追溯至国有产权、政府干预、信用文化和风险管理不善等国内机制上的原因，可以说与外部因素——包括外资银行的影响关联不大。无论是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贷款，还是证券业的普遍性财务告急，皆难以牵强附会地归结为外资的参与。至今为止，外资在中国金融体系的参与度依然很低。即使近两年来中国银行体系成功地吸引了150亿美元的巨额直接投资（战略投资），外资银行持股比例也尚不到10％，远低于世界上新兴市场国家外资股权实际持有率35％以上的比例。按资产或存款负债比重计算外资商业银行在华份额占中国银行市场份额尚不到区区2％，远低于外资银行在全球新兴市场国家平均30％以上的市场份额。

不应忽略的事实是，银行业是一个受政府高度管制的行业。如果一个经济实力不强的小国都不害怕外资控制和垄断这一重要而敏感的行业，那么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增长与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的泱泱大国，又何须担心引进国际战略投资会影响到中国的金融安全呢？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国有自己的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即使全资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开业也必须无条件地遵从中国的法律和监管政策，何况国际战略投资者只是进行少数股权投资，未来对参股银行的实际影响和控制力非常之小。因此，担忧国际金融资本通过战略投资的方式来实现其操纵或控制中国金融体系的不良企图，实在是杞人忧天。

但这种非理性的恐惧一旦影响到政策层面，则可能真正地损害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如果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想占了上风，中国有可能失去一个千载良机，即有效利用国际战略投资来加快推进中国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重组改革，从而帮助中国金融体系变得更健康，更有效率和更有国际竞争力。

正因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的宏伟胆略和英明远见，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成功地实行了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在制造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