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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条铁路的工会。大会议决案有：争取工会集会、言论、罢工等自由，参加国民革命，

参加国民会议，恢复和改进各工会，力争工人的经济利益等十项。这次会议象征着铁路工会

运动自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后，经过两年的蛰伏，又再行抬头了。

大会在“二七”开幕的那一天，我第一次向大会致词的时候，全场代表对我热烈欢呼，

他们并对我蒙难入狱表示敬意。选举时，我提出我因须赴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的工作，辞去总

干事的职务；到会者知道无法挽留，改选我为铁路总工会委员，并给我以铁路总工会名誉会

长的荣衔；这事使我非常感动。至于总干事的职务，则改由我的主要助手张昆弟同志继任。

我所作的工会工作，引起了段政府的嫉视。在段祺瑞的爪牙们的眼中，我是鼓动工人捣

乱的主要人物，又是国民党的要角，曾领导过民众团体，欢迎孙的北上；又组织国民会议促

成会与善后会议对抗（其实我为了避免军阀们的嫉视，没有参加促成会的会议；但颟顸的段

祺瑞却写在我的帐上）；所以他们企图再拘捕我，给革命力量一个打击。

朋友们提醒我，要我注意可能再度被捕的危险。国民党的朋友们如王法勤等也向我说，

段政府企图逮捕几个国民党人，给孙先生一点颜色看，气死孙先生，而我是目标之一。中共

的同志李大钊先生等也因此要我早点南下。但我仍愿稍留时日，主要是为了不愿于孙先生病

危时，先行离去。我于二月中旬交代了铁路总工会总干事任务之后，匿居在北京的西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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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李斌夫妇出名租了两间房子，我分住了一间。为了绝对保密，我这住址连李大钊先生都不知

道。

三月七日，李大钊先生经过我的“交通”找到我，问我：“你是不是住在西城××胡同×

×号？”在我承认是住在那里之后，他说这是从段政府的警探们那里探听出来的；他并指出：

我的住址既被侦知，显有立即被捕的危险。他要我依照国共两方同志的意见，立即离京，不

能再有任何耽搁。

八日清晨，我在几位铁路工人护送之下，悄然出京；步行到芦沟桥车站，搭上了京汉车，

前往郑州。当时，段政府的权力有限，我一离开北京城，便算太平无事。京汉路北段是国民

军地盘的大动脉，车上虽很拥挤，也有不少无票乘车的军人，但秩序还不算十分糟。

我在郑州停留了好几天，主要是为了与我妻子会合。我妻出狱后不久即回湖北原籍省亲。

我们约好她暂在家乡等我的确定消息。三月八日晚我抵达郑州后，即电约她来郑州，一同赴

沪。那时湖北仍是直系肖耀南的地盘，我不能冒险到湖北境内去接她。

我利用在郑州停留的时间，考察当地铁路工会情况。京汉路中段的工会机构仍设在两年

前被吴佩孚封闭的旧址。工会负责人员也多系“二七”时的老战友。我每天和他们在一起，

同去慰问在二七事件中受迫害的各工友或其家属，并凭吊与二七事件有关的地方。往事历历，

不无馀愤。现在，工会在形式上是恢复了旧观，但一般工人明知工会的合法权利仍无保障，

所以他们的情绪，究不如“二七”以前那样热烈。

在与一般工人的谈话中，我发觉他们对河南的统治者胡景翼及其所统率的国民第二军极

为不满。他们指责国民第二军毫无纪律。向我诉说军人们在铁路上种种胡闹。在各县的农村

中更是无法无天，已引起民愤，红枪会在各地发展起来；甚至还发生一些反抗国民二军的自

卫行动。

当十三日我们举行追悼孙先生的大会时，我在致词中指出革命阵容虽然失去了孙先生，

但革命力量仍将团结一致并继续发展；革命军不久将由广东北上，扫荡这班军阀。这些话颇

使到会者感到兴奋。会后，郑州铁路工会的会长刘文松向我热烈表示：希望我这次到南方去，

领着广东的革命军到河南来，解救工人们和农民们的苦难。

同日，我妻赶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