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第3/4 页)

月中旬被派往北京。我的使命是与李大钊等同

志谋得政治上的协调。我携带了一卷中共对时局主张的印刷品，交给李先生，向他说明原委

并与之商讨。他毫不迟疑的表示同意；并说前些时候他曾认为好人政府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但现在时局的发展显得不可乐观，直系的曹锟别有怀抱，他的左右更想捧他做总统，连吴佩

孚都受到排挤，那里说得上废督裁兵？所以上海中央这种主张是正确而合时的。

当李先生与他的那些主张好人政府的朋友们在一个会议上会面的时候，将我交给他的印

刷品分送给这些朋友们。当时即有人说到仲甫（陈独秀的号）老爱标新立异，现在又在唱反

调；但有些人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也觉得好人政府将难收效，仲甫的主张不能说是无见地。

李先生将上述这类反应欣慰地告诉了我，并说他曾向他们指出：这不是仲甫先生一个人的意

见，而是连他自己在内的一个新兴的集团的慎重主张，因而才特别分送给大家看，希望获得

谅解。这样，中共的主张开始在他们中掀起了一些波浪，有些人从此对中共表示同情，也有

些人从此与中共分手了。

在北京全体党员的会议上，我报告中央慎重发布这一对时局主张的意义，到会者都表示

拥护。一般较年青的同志更是特别左倾，他们对好人政府不寄予任何希冀，而且认为中共中

央的态度还是不够彻底。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能革命的，中共应自为主体，放

手大干。这次会议通过了决议，一致支持中央的立场，在北方群众中进行宣传，以期打破一

切依据现实企图改良的幻想。同时这次会议也决定了利用目前北京较自由的空气，要求劳动

立法，废除治安警察法，组织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从事反帝国主义的活动的具体办法。后来，

北方同志们的这些活动也收到了相当的效果。

我在北京耽搁了约一个星期，又回到了上海，将经过情形报告中央。中共中央根据党章

每年举行一次大会的规定，正在积极筹备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举行。

恰好在这个时候，蔡和森、向警予等同志被法国驱逐回国。他们两夫妇受了欧洲共产主

义运动的影响，成为虔诚而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既曾受到法国政府的压迫，又与主持

当时勤工俭学事宜的李石曾、吴稚晖等发生过争吵，因而满怀愤恨，准备回国来大干特干一

番。刘少奇、袁达时、陈为人等留俄学生也在这时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他们受过共产国际

的相当锻炼，都准备在中国的实际工作中一显身手。

他们对于中共中央所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虽一致赞成，但也觉得有些不满足的

地方。蔡和森首先指出这个文件并未将中国无产阶级和其先锋队的中共的作用完全表明出

来。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会有法国革命中法国资产阶级所能起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半殖

民地，中国工人应联络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形成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

他们在国外的时候，总以为中共的工作必定是十分虎虎有生气，那知回国一看，事实上

却是相当松懈。他们对于党员的政治见解不尽相同的一点最感苦恼；开始强调我所主张过的

统一意志和思想训练的重要。他们觉得我所主持的工人运动比较合乎理想；要求其他的工作，

尤其是政治活动，要向工人运动看齐。

陈独秀先生很重视这些从外国回来的同志们的意见。他表示从国外归来的同志能增加中

共的新血液，又可纠正国内同志那种受环境影响的散漫心理。他同意由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

另一个宣言，来补充前一个文件的不足。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已届，但预定到会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广州代表都没有如

期赶到①，使会期展延了几天。第二次代表大会终于七月十日左右在上海成都路一所中共中

95／151

…　Page　96…

《我的回忆》第一册

央所租的房子里正式开幕了。

当时中共党员人数是一百二十三人，但这次到会的正式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