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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身为三公，竟令天下群盗蜂起，该严加治罪以谢天下。李斯大感难堪，几次对冯去疾示意，老臣们该出来说说公道话，天下盗民蜂起究竟罪在何方？然仅存的几个功勋元老素来对李斯在始皇帝病逝后的种种作为心有疑忌，包括冯去疾在内，始终没有一个人为李斯说话。

正当此时，赵高送来了一件胡亥批下的奏章，李斯顿时惶恐不安了。这是此前李斯给胡亥的上书，请皇帝大行朝会，议决为天下减轻徭役并中止阿房宫修建。胡亥在这件奏章后批下了一大篇话，先说了《韩非子》中对尧帝禹帝辛劳治民的记述，而后显然地宣示了对尧帝禹帝的不屑：“然则，夫所贵于有天下者，岂欲苦行劳神，身处逆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之作哉！此不肖人之勉也，非贤者所务也。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这等荒谬之极的强词夺理，李斯连对答的心思都没有，只有轻蔑了。因为，照胡亥这般说法，始皇帝一代君臣的奋发辛劳也就是“不肖人”了。但是，胡亥后面的责难却使李斯如芒刺在背了：“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身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哉！故，吾愿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为之奈何？”

李斯立即嗅到了这件问对诏书潜藏的杀机，此等辞章陷阱，绝非胡亥才具所能，必有赵高等人在背后作祟。然则，这是明明白白的皇帝诘问臣下的诏书，你能去追究赵高么？天下大乱之时，皇帝问如何能安天下而治万民，身为丞相，能说不知道么？以自古以来的政道法则，三公之天职便是治民以安，民治不安，责在三公。今天下群盗蜂起，丞相能说这是皇帝过失而自己没有过失么？况且，丞相儿子身为大郡郡守，也是丢土失城一片乱象，皇帝若从了一班新贵攻讦，将李氏灭族以谢天下，又有谁能出来反对？其时，李斯白白做了牺牲，也还是百口莫辩，又能如何？诚然，李斯可以痛快淋漓地批驳胡亥之说，可以留下一篇媲美于《谏逐客书》的雄辩篇章，全然可以做另外一个李斯。然则，必然的代价是李氏举族的身家性命，甚或三族六族的灭门之祸。一想到毕生奋争却要在最后惨遭灭族刑杀，李斯的心头便一阵猛烈地悸动……反复思忖，李斯终觉不能与这个绝非明君的胡亥皇帝认真论理，只有先顺着他说话，躲过这一举族劫难再说了。

当夜，李斯写下了一篇长长的奏对。

此文之奇，千古罕见，唯其如此，全文照录如下：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君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行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夫以人徇已，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以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不肖者，为其贱也。而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夫，可谓大谬矣！谓之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责之过也。

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镒，盗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寻常之利深，而盗跖之欲浅也；又不以盗跖之行，为轻百镒之重也。搏必随手刑，则盗跖不搏百镒；而罚不必行也，则庸人不释寻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楼季不轻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样牧其上。

夫楼季也而难五丈之限，岂跛样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堑之势异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则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