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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差不多对外交涉都是由鲁迅替我代办的，所以更是平稳无事。”88其间虽与陶成章等革命者有所交往，但并未参与具体活动。

到日本后，“要做的事情第一件是学习日本话”。周作人说：“我第一年学日本话，乃是在一个讲习班里，这是中华留学生会馆所组织的，彼此也不曾会面，愿意加入的只须在名单上签个姓名，按期缴纳学费就行。时间是每天上午九点至十二点，教师名菊地勉，年纪大约三十几岁，手里一笔好白话文，写在黑板上很得要领。但是嘴里仍是说日本话，这样的教员曾经见过好几个，这套工夫实在是很可佩服的。教场设在留学生会馆内的一间侧屋里，容得下二三十个人的坐位。……我去听课却不能说是怎么的勤，大约一星期里也只是去上三四次吧，因为一则是懒，其二讲的也是颇慢，所以脱了几堂课没有什么关系，总之彼此都很是麻胡。可是话虽如此，我的一点日本语基本知识，却是从菊地先生学得的。”“讲习会是私人组织，毕业了也没有文凭，进学堂不方便，所以在第二年便是丁未（一九〇七）年的夏天，又改进了法政大学的特别豫科。这种豫科期限一年，教授日语以及英算历史浅近学科，学了之后可以进专门科，……我因为中学普通知识在南京差不多都已学过，现在补习日文和日本历史就已够了，所以进了这特别豫科，这计划是很合理的，可是实际上却是很有不利，我因为总算学过一年的日本语，而英算等学科又都是已经学过了，所以没有兴味去听，这样就奖励我的偷懒，缴了一年的学费，事实上去上学的日子几乎才有百分之几，到了考试的时候，我得到学校的通知，这才赶去应考，结果还考了一个第二名。”89　txt小说上传分享

周作人传 第二章 一九○六（2）

周作人来日本所要做的“其次是预备文艺杂志的事”。——下面将会介绍，此事并未成功，对于他今后人生，却是关键的一环。这要从鲁迅讲起。弟弟此次来日之前，他自己的人生道路先已有所转变。鲁迅本来在仙台读医学专门学校，现在却退学来到东京，据他说：“……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90周作人说：“同志的确很是稀少，最初原只有四个人，鲁迅把我拉去也充了一个，此外是许季茀和袁文薮。”91此前他自己虽然已有几种译著面世，但若说打定主意专事文艺，却是未必；现在因为大哥的新计划，也就义无反顾地走上这条道路。可以说，周作人是因为鲁迅改变人生方向而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在他的前半生中，大哥不止一回施加影响，而以此次最为重大。鲁迅此时“决定不再正式的进学校了，只是一心学习外国文”92，也牵连到周作人，所以他来日本，前后几次上学——如前述法政大学特别预科，以及后来的立教大学——仅仅是学习语言而已。

关于他们准备办的杂志，周作人说：“《新生》的运动是孤立的，但是脉搏却与当时民族革命运动相通，虽然鲁迅并不是同盟会员。那时同盟会刊行一种机关报，便是那有名的《民报》，后来请章太炎先生当总编辑，我们都很尊重，可是它只着重政治和学术，顾不到文艺，这方面的工作差不多便由《新生》来负担下去。因为这个缘故，《新生》的介绍翻译方面便以民族解放为目标，搜罗材料自然倾向东欧一面，因为那里有好些‘弱小民族’，处于殖民地的地位，正在竭力挣扎，想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俄国虽是例外，但是人民也在斗争，要求自由，所以也在收罗之列，而且成为重点了。这原因是东欧各国的材料绝不易得，俄国比较好一点，德文固然有，英日文也有些。”93一九〇七年秋，兄弟俩与几个朋友一起，曾向俄国人孔特夫人（Maria　Konde）学习俄语，目的也在从事翻译。惟因学费太贵，不久即告中断。“我们学俄文为的是佩服它的求自由的革命精神及其文学，现在学语固然不成功，可是这个意思却一直没有改变。这计划便是用了英文或德文间接的去寻求，日本语原来更为方便，但在那时候俄文翻译人材在日本也很缺乏，经常只有长谷川二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