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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无门，则由渐而习，戚戚之尤，乃或转为浩浩。人方称以为异，而不知积弱之民，非神明与体质并进于顽，万无能倖存于一日。此孤儿之国民所以可悲也。”这样一部为弱者、为个人张目的书，出现在“天演”、“竞争”风行之际，视为不合时宜可，视为先知先觉亦无不可。又说：“嗟夫，大地莽苍，末日何届，其惟与悲哀长此终古欤？即使不然，当其渐演渐进，姑无论进何所止，抑或乌托邦之可期，而人类悲哀，亦奚能绝迹于大地。即其演进所经，其骚扰至久，亦已大可叹矣。昔嚣俄有言曰：‘自由与健全同物。’斯言也，未能践之于今昔，宁将践之于将来乎？未可知也。呜呼，此天演之义所以为千古之不磨，而终未能餍嚣氏之心，而塞灵均之问者也。”80作者站在雨果的人道主义立场来质疑进化论——讲得确切一点，质疑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指向的那个结果；或者反过来说，在“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背景下，重申雨果的人道主义立场，所关心的是其中无力竞争，不得不居于弱势的一方，对他们的不幸命运深表同情。进一步更说：“吾闻之，人生以苦乐为究竟，否此者皆属涂附之辞。故茫茫大地，是众生者有一日一人不得脱离苦趣，斯世界亦一日不能进于文明。固无论强权之说未能中于吾心，而亦万不能引多数幸福之言，于五十百步生分别见者也。”81这奠定了一位人道主义者的思想基础。以后他始终坚持关心个人、不放弃每一个人的立场；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82，亦萌芽于此。——其实此前译著中将英雄与理想一概归诸女性，也可理解为基于女性系社会中的弱者这一前提；也就是说，《好花枝》中所述，做了《侠女奴》、《女猎人》等的底子。后来他更一再借用《庄子·天道》之“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概括自己这一思想。

与此同时周作人仍然继续争取留学日本。一九〇五年冬，北京练兵处拟派学生出国学习海军，周作人所在头班，全体被送去应考。十二月十七日抵达，翌年一月十三日离开。这是他第一次来北京。看了几场京剧，其中的色情表演给他留下恶劣印象，加以接受不了某些唱法，乃至终生对京剧取抵制态度。考试及格，但因近视未能通过体检，久久滞留于水师学堂。其间将所作诗稿编为一册，题曰《秋草闲吟》。此卷已佚，序中有云：“嗟夫，百年更漏，万事鸡虫，对此茫茫，能无怅怅，……”可见心境之一斑。《孤儿记》就在此时写成，或许亦不无自况之意。直到五六月间，才获准派往日本学习建筑。夏秋之际，他与回国成亲的鲁迅一道东渡83。距离最初起念出国留学，已经过去整整三年半了。途中经停上海，他剪去了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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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 第二章 一九○六（1）

一

自从鲁迅东渡，周作人与日本之间就有了难以断绝的联系；现在他自己到了这久已向往之地。谈及对于日本“最初的印象”，他说：“这印象很是平常，可是也很深，因为我在这以后五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更或是修正。简单的一句话，是在它生活上的爱好天然，与崇尚简素。”84日本的衣食住引起他的好感，日本文化也对他产生极大影响。他曾为此写过很多文章；但就当时而言，这影响与其说是一种外来的给予，不如说是一种启示，一种共鸣。其间作为对应物的，既是他自己，又是辞别不久的故国。周作人的“日本观”里，隐含着他的“中国观”和“生活观”；所体现的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和一个关注、热爱普通生活的人的姿态。可以引用他的两段话作为说明：“中日同是黄色的蒙古人种，日本文化古来又取资中土，然而其结果乃或同或异，唐时不取太监，宋时不取缠足，明时不取八股，清时不取雅片，又何以嗜好迥异耶。”85“盖我只从日本生活中去找出与自己性情相关切的东西来，有的是经验上正面感到亲切者，就取其近似而更有味的，有的又反面觉到嫌恶，如上边的裹足，则取其相反的以为补偿。”86

在日本五年，周作人的行迹未出东京之外，以后不止一次把这城市称作“第二故乡”。先住在本乡汤岛二丁目伏见馆；一九〇七年春或稍后87，移居本乡东竹町中越馆；一九〇八年四月，移居本乡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伍舍”；十二月，又移居西片町十番地波之十九号，至一九〇九年八月为止，均与鲁迅同住。后两处系与许寿裳等合租。周作人说：“老实说，我在东京的这几年留学生活，是过得颇为愉快的。既然没有遇见公寓老板或是警察的欺侮，或有更大的国际事件，如鲁迅所碰到的日俄战争中杀中国侦探的刺激，而且最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