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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引入当代社会学话语的学者中间，布迪厄的分析在理论上最为精炼。”　亚历山德罗·波茨：《社会资本：在现代社会学中的缘起和应用》，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121页。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他的研究被学界尤其是美国的社会学界所忽视。

布迪厄将资本划为三种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202页。布迪厄对社会资本的描述体现在上述这段话中的两个关键词上：一是网络；二是体制化。在布迪厄那里，社会资本就是一种社会网络，他指出：“特定行动者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依赖于行动者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的大小，依赖于和他有联系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经济的、文化的、象征的）资本数量的多少。”布迪厄，同前引书，第202页。而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必须被转化成体制性的关系，才能真正成为社会资本。因此，他又说，人们在生产社会资本时，要把诸如邻里、工作和亲属等客观存在的关系“转变成既必需又有选择性的关系，转变成从主观上感到有必要长久维持其存在（如感激的心情、尊敬、友谊等等）的关系，转变成在体制上得到保障的（权利）关系”。布迪厄，同前引书，第203页。

在确定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以后，布迪厄重点研究了不同资本形式之间的转换。他认为一切的资本都会被简化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也最终会被简化为经济资本，但这一转化过程并不简单。因为，社会资本有自身独特的动力机制。正如布劳区分了社会交换与经济交换的区别，布迪厄也区分了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的不同。尽管社会资本最终有可能以经济资本的方式表现出来，但它的运作方式与经济交换不同。后者明确规定了交换的权利与义务，而前者则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科尔曼的研究显然是社会资本研究上的另一个里程碑。科尔曼坚信，社会资本产生于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的形成是资源交换的结果：“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甚至单方转让对资源的控制，其结果，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51页。在综合了政治学者、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在社会资本方面的相关研究后，科尔曼指出：“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　詹姆斯·S�科尔曼，同上引书，第354页。符合这一定义的实体有义务和期望、信息渠道和社会规范等三种不同的形式。科尔曼认为，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具有生产性。与其他的资本不同的是，社会资本的产生并不总是有目的的。“在一般情况下，社会资本是人们因别的目的从事活动的副产品。”只有在特定情况下，“社会资本是行动者投资的直接产物，这些行动者期望取得投资效果”。詹姆斯·S�科尔曼，同上引书，第366页。

科尔曼的理论被看作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主导性解释模型。普特南在社会资本的基本概念上较为认同科尔曼的观点，并且对这一概念又作了自己的发挥。他认为社会资本意味着社会组织的特征，甚至是一种公民精神的体现。建立在科尔曼的基础上，普特南进一步分析了社会资本的功能与意义。他认为，社会资本会在各个方面影响个人的回报和社会的发展。普特南指出：“由于各种原因，在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存量的共同体中，生活是比较顺心的。……公民参与的网络孕育了一般性交流的牢固准则，促进了社会信任的产生。这种网络有利于协调和交流，扩大声誉，因而也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罗伯特·D�　普特南：《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李惠斌、杨雪冬主编，同前引书，第167～168页。“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社会资本逐渐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罗伯特·D�　普特南：《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与公共生活》，同上引书，第156、160页。在普特南看来，宏观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可能会出现下降的情况。他认为当前美国的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