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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事实上也存在于中国中产阶层闲暇生活当中，中国的中产阶层在忙碌地生产财富之余，也同样是区隔、身份等意义秩序的生产者。他们低调地、但却是切切实实地追求着更活跃的闲暇生活，也拥有着更高的闲暇生活质量，从中我们见到的，不是西方式的“游戏的”冲动，而是努力追逐的热情。对休闲的源于实践意识的理解，伴随相应的资源水平与规则意识，促进了该阶层个体的社会定位，从而逐步形成了区域化的休闲情境特征；这种区域化经历时空伸延，正在象征性的社会系统中逐步制度化。

与此同时，转型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也使得中国的中产阶层闲暇生活体现出其独特性。以消费活动为主的“人造环境”特征突出了中产阶层以享乐与区分作为意义核心的闲暇生活机制，休闲交往中突出的功用型特征则体现出成长期的中国中产阶层对资本的迫切需求，这一切，无疑影响了中产阶层对真正的休闲意义的追寻，使得休闲的涵义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暧昧特征。

事实证明，中国中产阶层的“双重生产者”身份满足了该阶层休闲话语系统的意识形态功能，成为整合中国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存在，但与此同时，“双重生产者”的角色冲突使得中产阶层个体对自己的休闲角色呈现出一定的角色距离，并在其话语意识上体现出显著的背离特征。米尔斯曾经说：“工作和闲暇的分离以及闲暇在现代人的奋斗意识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这两件事贯穿于20世纪美国的全部历史当中，它影响了人们对工作意义的感受，并树立了世俗的目标和梦想。”米尔斯，同前引书，1987，第271页。理斯曼则在《孤独的人群》中倡导“一个接受闲暇、同情心和富裕的新潜力的社会观”，认为：“只有到了社会和政治活动共同反对工作与闲暇割裂的历史阶段，我们寻找闲暇的意义才会最终出现。”大卫·理斯曼，同前引书，2002，序言第33页。而在当前的中国，身为“双重生产者”的辛勤的中产阶层正以一种新的形式创造出工作与闲暇得以融合的契机，从他们身上，并透过他们，我们可以捕捉到未来中国中产阶层——而不仅仅是一部分中等收入者——的身影。

社会交往：边界与区隔

分析和研究某一社会阶层有各种不同的视角和方法。从社会交往或者交流出发或以其为核心，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是其中较为独特而且硕果累累的一种视角。该方法的定型也许应当感谢米德，因为他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的开篇，开宗明义地指出：“我想提出一种研究方法，其要点在于从社会的观点、至少从社会秩序所必需的交流的观点出发研究经验。”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第1页。在这种方法的指引下，符号互动论研究范式蔚为大观。可惜的是，这种研究视角由于过于拘泥于两个或少数主体间的交往行动，因此研究成果比较多地集中于个体的和微观的层面。而且，这一视角对于社会交往概念的界定也过于泛泛，因为在这种理论看来，一切非个人的行为都具有交往的性质。在符号互动论之后，许多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理论比如社会交换理论也对以交往为中心的社会学研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但它们大多仍然停留在微观研究的层面，没有摆脱个体主义的特点。近年来，随着社会网络研究的兴起，布迪厄、科尔曼、普特南和福山等当代著名社会学者又以社会交往、人际网络为核心，发展出一套经验与理论、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社会资本理论。正是从这个逻辑架构出发，社会资本研究将以社会交往活动为中心的社会学研究引向了宏观社会研究，使以交往为中心的社会学研究真正成为可能。

尽管以交往为中心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硕果累累，但纵观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史，还很少有学者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研究一个阶级的特征。然而，从社会交往，尤其是社会资本的角度进行中产阶层特征的研究，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很有意义的。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它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阶层的边界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章的研究思路，就是根据中国五城市中产阶层电话调查与深度访谈的经验资料，从社会资本论的研究视角出发，从社会交往方面分析当代中国中产阶层所处的社会历史方位，描述其行为与心理特征，研究其阶级区隔。

社会资本的研究视角（1）

尽管从理论渊源的角度来看；社会资本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社会学研究的创始者如托克维尔、迪尔凯姆或者马克思那里，但关于社会资本的系统研究还是始于布迪厄。波茨认为：“在那些把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