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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看其个人道德如何。如果其活动对于国家统一进步、民生的安定改善起了促进作用，即使其个人品德有不足之处，对其也应作出肯定的评价。施伟青先生早就评价过评价历史人物唯道德论的观点，指出，如果拿这种观点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那么，“商汤、周武王、管仲、曹操、魏征、宋太祖等等大有作为的历史人物都必须被唾弃”，但是这显然是不公允的（施伟青著《施琅将军传》第104页）。商汤，原是夏朝君主桀的臣子，他起兵推翻桀的统治，建立了商朝。他结束了夏王桀的*，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周武王，原是商纣王的臣子，他率兵灭了商朝，建立周朝。他推翻了纣王的残暴统治，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值得赞扬。99毛泽东称此举是“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5页）。管仲，原是春秋时期齐国公子纠政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在公子纠被另一个政治集团的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杀死后，管仲不仅没有殉难，反而变成齐桓公最得力的助手，辅佐其成就霸业，存邢救卫，安定王室，稳定了北方地区的社会秩序。管仲的历史贡献有目共睹。曹操，原是东汉刘氏政权的臣子，他名为汉臣，实乃挟天子以令诸侯，精心经营，为其子曹丕代汉称帝铺就了台方　阶。但是曹操实行法治，重视农耕，统一北方，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魏征，在隋末各派政治集团中，原属李密部下，随李密降唐，后被窦建德所获，遂在其手下为官，窦建德败于唐后，他再次降唐。从此他在唐朝任职，以直谏著称，很受唐太宗李世民的器重，促成“贞观之治”盛世的出现。因而他得到人们的颂扬。宋太祖，原是后周的臣子，他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帝位，尔后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结束混乱割据的局面，发展社会经济，是一位颇有贡献的封建君主，理应给予较高的历史地位。可是，倘若按照斯雄的说法来看待他们，他们则会被斥为“失节不忠之人”，且“祸害”很深，是要背很大的“骂名”的，“在任何时代，都无以立身，为各方唾弃”。不过，事实是并非“在任何时代”都是对他们作如此评价。就中国内地史学界来说，近数十年来，对以上数位历史人物是持一致的肯定意见的。海外学者也大多对他们持正面评价。其实，在这方面早在2000多年前，儒家学派的鼻祖孔子、亚圣孟子，就已为后人作出榜样。战国时孟子和齐宣王的一则谈话，反映了孟子评价历史人物所遵循的标准：“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认为，如果君王残暴，臣下不仅可以背叛他，而且可以诛杀他，取而代之。因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春秋时，孔子的两位学生子路、子贡曾就管仲的评价问题提出疑问，而孔子都明确做了回答：“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以上二则文字用白话文来说即是：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公子纠的师傅因而自杀，管仲——公子纠的另一师傅却不殉死。”接着问：“管仲不是有仁德吧？”孔子答道：“齐桓公多次主持诸侯之间的盟会，结束了战争，都是管仲的力量。这就是管仲的仁德，这就是管仲的仁德。”子贡问道：“管仲不是仁人吧？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仅不殉难，反而去辅佐他。”孔子答道：“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人民至今还受到他的好处。假如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沦为落后民族了。他难道要像普通人那样守着小节小义，在山沟中自杀而还没有人知道吗？”由此可见，孔子、孟子都是以是否有利于天下（国家）、百姓为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已有著名学者指出：“孔子所称许的仁人有数种类型。”“都是从大处、特别是人民和国家的利益着眼。这样仁的尺度在封建社会中是很高的，也是正确的。”（高亨：《孔子思想三论》，《哲学研究》1962年第1期）“孔子认为管仲纵是‘有反坫’有‘三归’，却帮助齐桓公使天下有一个较长期的（齐桓公在位43年）、较安定的局面，这是大有益于大众的事，而这就是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