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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聪人特好，帮过我不少忙，可听到这种近乎敲诈的说法也显得很痛苦。痛苦归痛苦，还是答应了，一套乐器，加上音箱，一共给了十五万。那是93年啊，十五万，真的是不少了，我心里那叫感激。

遗憾的是第二年我就步入了低谷，什么也没给他干；当时买的乐器，架子鼓什么的，好多都被糟蹋了，有的甚至不知了去向。后来说起，我一再给他打招呼。他倒是不在意，但我从心底里欠着他。

十多年了，应该说苍狼乐队一直没有打出她应有的知名度。更多的人还是只知道我这个人，不知道我的乐队。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后面我会试图做些分析；但我首先要说的是，不管有多么难，我们总算是坚持下来了。

苍狼乐队较之其他乐队，最大的特点是有一个“马头先生”，也就是马头琴手。马头琴是蒙古族最有代表性的乐器，而我们的“马头先生”可以说是目前全国最好的马头琴手。此人名叫张全胜，正业是中央民族学院的讲师，当琴师是业余的。这是一个特聪明、特幽默，想起来就让我高兴的人，也是惟一从成立之初起一直没有离过队的老队员。现在他是队长，更重要的，是我们乐队的一个象征。

苍狼乐队有自己明确的宗旨，这就是以演唱和演奏中国民歌为主，弘扬民族风格。我们出的第一张专辑中就包括了《小河淌水》等。通常在国内演出，会有一小半摇滚；但如果到国外，比如到外蒙，只会有两三首摇滚，其余都是中国民歌，包括内蒙民歌。到像美国这样的地方，就基本全是民歌了。那是摇滚乐的大本营，我们当然要扬长避短；再说听众大多是当地的华人，他们最想听的肯定就是《草原之夜》啦，《在那遥远的地方》啦等等，乡音嘛。这些都是我们的保留曲目。

可以说“苍狼”从一开始就有自己明朗的风格和独特的追求，如果各方面的情况比较理想，早就做成一个品牌了。可惜这个世界不会为谁事先准备好“比较理想”的“情况”。

“苍狼”的阵容一直足够强大。国内一些大牌乐队的大牌乐手，什么曹君啦、秦齐啦，差不多都在“苍狼”干过。成立之初我们的贝斯手是个四川人，特别棒；但问题也就出在他身上，并且是第一次演出就出了问题。

那次是去秦皇岛，与好几个乐队一起同台演出，还有模特表演。我们的乐队无疑是最棒的，被安排“压轴”，并且大获成功。这一来队员们的感觉都特“牛”，演完也不跟他们一起宵夜，自顾找了个地儿喝酒，喝完回来我就睡了。

睡到后半夜，经纪人青山突然猛敲我的门，一边大呼小叫“出事了出事了！”出了什么事呢？原来是我们的贝斯手喝醉了，不知怎么就摸到了一个模特的房间里，虽然啥也没干成，但已足够被指控为“强奸未遂”。当时我是乐队队长，一直调解到天亮，总算摆平了这场风波，可脸已丢大了。那次我们是开着两辆车去的，到走时八个轮胎被扎破了七个。一回到北京，我就把那个贝斯手给开除了。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乐队是一个整体，只考虑队员技术如何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是要看人。照说够明白了吧？可还是挡不住出问题。

我们这个乐队有点像“流水席”，你来我往的；曾用过日本人，还用过美国人。到了2000年，我下决心搞“清一色”，全部换成了蒙古族。当时的考虑，一是特色鲜明，二来都是同族人，团结方面的问题应该少一些。偏偏事与愿违，不到几个月，矛盾就闹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六个人，三个一拨，互不买账，互不相让，等于是把乐队齐齐地分裂成了两半。

我这人平时比较“马大哈”，所以也没太在意；等觉察到事态严重想化解，已然晚了。那次是在安徽演出。演完后来了一拨朋友，就陪着他们在饭店喝酒。这六个人就在房间里等着，说有重要的事找我——也是重要啊，摊牌呢，那通闹。这三个表示要坚决跟着我，说，腾哥的音乐是真正属于民族，属于世界的；那三个说，腾格尔老了，跟着他还不如另起炉灶……

一回北京，那三位就彻底不干了。我听说了非常气愤，第二天就又找了三个，都是汉族，比他们还强。

老实说这件事对我打击挺大。太出乎意外了：我对他们那么好，他们怎么能如此忘恩负义？！由此我知道，所谓“看人”和民族不民族的无关，真要看的是个人。尘埃落定后真相大白：这六个人闹矛盾，来自外蒙的第一吉它手始终起了非常坏的作用，包括一拍两散的主意，都是他在兴风作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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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苍狼乐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