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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呢大衣，

颈间裹着格子围巾。很英挺地走过来。

这个人，茫然地看着两个警察向他靠近。

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显然是旅行团里唯一懂德语的人，愤愤地对警察说：

“那个人有什么证据？你们凭什么相信他的话？这是没有道理的”

警察已经开始搜身。被搜的人仍旧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顺从地打开大

衣，抬高手臂，让警察伸手触模贴身的衣服。他甚至于不了解同伴在跟警察抗议些

什么，他听不懂。

另一个警察，弯着腰，打开一只皮箱，里里外外地摸索。皮箱关好，又把手伸

进一只百货公司的塑胶袋。

整辆列车等着。人们倚着窗子，伸出半个身子看热闹，不时彼此交换意见，比

手划脚地发表对世界局势和种族差异的评论。

秃头的男人似乎觉得任务已经完成，拎起皮箱，果决地对女人说：

“走！”

他踩着大步，女人窸窸窣窣地在后头跟着。

会说德语的南斯拉夫人对着夫妻的背影大叫：

“哈罗，不要走不要走，您欠我们一个解释呀！等警察搜完了您要给我们一个

交代——”

男人走得很快，一会儿就上了电梯，不见了。

两个警察，没搜到东西，一时之间似乎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交头接耳了一会，

决定请所有的人回到车上，继续他们的人生旅程。

“开车了！　开车了！”列车长挥舞着手催促旅客。　南斯拉夫人三三两两地登

上车厢，只有一个，火车开动了之后还攀着车门，对月台上的警察大喊：

“这是不公平的那个人怎么能没事一样他要道歉”

火车隆隆的车轮把他声音给淹没了。

搭电车已经来不及，我在火车站前跳上一辆计程车，赶到学术街去。还好，学

生还在。

秩序还好吗？

门铃响的时候，我正跪在花圃边拔草，指甲缝里全是黑泥，头发里杂着青草。

按铃的什么人听到了我的吆喝，折进了花木扶疏的小径。我用手遮着阳光，觑

觑来人，喝，是个穿浅绿衣服的警察。

“秩序局的吧？！”我问，一面将手上的泥巴擦在蓝布裤上。

他微笑着点点头，我却一点儿也不想笑：“你们来总不会有好事。”

他翻开手里一个卷宗，我望望篱笆，苹果枝才剪走，不致于伸到行人头上；人

行道上除了三两株长了白头的蒲公英，还算干净，早上取报纸时张望了一下，好像

连狗屎都没有；我的汽车，规规矩矩地停在车库里头———你来做什么？

警察先生把卷宗凑近我，指着里头一张影印的照片——是个坐在驾驶座上的女

人。

“这是您吗？”

还用说吗？

“您在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时○三分超速驾驶经过这个路口？我们将罚单寄给车

主，车主回函说驾驶人不是他，所以我今天前来证实——”

“没错啦：”我弯身将杂草抛进竹篓，“开车的是我，不是我先生。”

警察先生开始作笔录：名，姓，性别，出生日期，准确地址我拎起剪刀，

咔嚓剪掉蔓杂的莓果枝藤。

“您的行驶车速是十三公里，这个路口所允许的是‘步行速度’，也就是时速

十公里；您超了三公里——”他在卷宗上涂了几笔，说：“罚款二十马克——。”

二十马克，就是大约港币一百块，台幅三百六十块，实在不多。莓果枝上长满

了突刺，得先把突刺剪掉，才能剪枝，否则会教人遍体鳞伤。

“不付！”我说。

“不付？”他有点惊讶，将已经套上笔套的笔又抽出来，打开已经夹在腋下的

卷宗。

“不付！”我面对着他。这个看来五十多岁的人有着持别温和的举止，不像一

般咄咄逼人的公务执行者。他的须角泛白，眼睛带着笑意。

“为什么？”他重新握好笔，等着我的回答。

我把剪刀扔进竹篓里，莓果藤从我手指之间“咻”的一声弹回去。老兄，自从

你们在那个路口装了那个照像机之后，我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