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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看，群雕的创作人是叶毓山，著作权亦应归属叶毓山。群雕建造倡议单位聘请的创作者、初稿和二稿的设计者除了叶毓山，没有别人。初稿、放大稿以及最后落成的群雕，在主题思想、整体结构、基本形态、表现手法上都是一致的，没有实质性改变。

然而，一场著作权的争战展开了。

导火索是全国首届城市雕塑设计方案展览会。

重庆市向展览会选送了叶毓山创作的群雕放大稿和缩小稿。刘国础等人设计制作的烈士墓沙盘也参加了展览。展览结束后，叶毓山创作的群雕获得纪念铜牌，而刘国础制作的沙盘因不属于评选范围未颁发铜牌。

此后，刘国础以群雕系同叶毓山共同创作，所获纪念铜牌应共同享有、叶毓山侵犯著作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叶毓山侵权。

在法庭上，面对原告咄咄逼人的提问，叶毓山先是默默地望着桌子上的群雕模型一言不发。他的脸色微带憔悴，显然是受到了长达三十多个月的纠纷的牵累。但他的目光显得很自信，完全是一副群雕独立创作者的神态。

作者与作者（5）

该轮到叶毓山答辩了。他在记者照相机的频频镁光中一一出示证据。最重要的证据就是群雕初稿和二稿的模型。

法庭工作人员举起两个模型示以众人。

这时，本来沉静地坐着的叶毓山霍地站立起来，激动地大声说：“这两稿模型便足以证明群雕是我个人的创作。大家可以到歌乐山下作一比较！”

此时，原告刘国础有点坐不住了。他的委托代理人辩解说，将初稿放大是再创造。并重申刘国础在提供图片、资料、参与搭脚手架等方面做的大量工作。

叶毓山的律师则针锋相对地指出：“今天不是总结谁做的劳务多，而是考察著作权。”

叶毓山也温文而诙谐地反问：“参与度最多的是三十几名石匠师傅．他们算不算创作者？”

从上午九时直到下午十八时，除了午间的短暂休息，法庭上的论战一直很激烈。

法庭最终认定，刘国础按叶毓山的创作稿做过一些一具体工作，在制作过程中提过一些建议，不能因此认定为群雕的共同创作人，其享有著作权的主张不能成立。

审判长问纠纷双方是否愿意接受调解。刘国础沉思片刻表示接受。叶毓山则坚决要求法庭进行判决。

法庭判决：驳回刘国础的诉讼请求。全场响起掌声。

刘国础后来上诉，仍被驳回。

参与此案审理的一位法官事后对记者说：这桩纠纷案的审理是成功的。但案件也反映出一个司法之外的问题，即我们一些同志的心态：夸大自己工作的份量，夸大自己的贡献，尽管付出的是一些附助性劳动，也试图从创作者那里争得一份著作权。这恐怕并不完全出自于无知。偏执与无知同样害人。

作者与作者之间发生的著作权纠纷，有相当多的是由于抄袭或抄袭嫌疑引起的。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天下文章一大抄”。无论是抄袭者、被抄袭者，还是发现了抄袭问题的读者，都似乎从这句话中得到了某种安慰，而把这种侵权行为看作是一种正常现象。古往今来，我们的民族不乏对抄袭者的口诛笔伐，不过，往往是从道德方面进行谴责，很少从版权的角度、人权的角度进行思考，很少从捍卫人的权利出发对抄袭者提起法律诉讼。

这是抄袭现象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综观我国文坛，现在确实有一种“天下文章一大抄”的态势。在各种体裁的文字作品中，抄袭问题都大量存在，而且愈演愈烈。

这是两篇相似的论文：

《用孙子兵法指导排球运动》

《用孙子兵法指导足球运动》

前者是陕西省渭南师专一位教授积多年研究成果写成的论文，发表了。后者是同一师专一位讲师的论文，也发表了。

同事们拿着两篇论文对照一下，发现它们的观点、结构、论证方法以及语言都极其相似，就像一个模子套出来的。所不同的，只是“排球”与“足球”字眼上的区别。

“你们谁抄了谁的？”

“他抄了我的。”那位讲师说。为了说明老教授抄袭了他的文章，他还编造了一个故事：“我先写的，拿过去征求教授的意见。没想到，他竟抄了去，先发表了，唉，真没办法。”

有关人员为此专门到学校做调查，又到杂志社了解两篇论文的送稿时间，最后确认是讲师抄袭了教授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