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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村庄》是两个人的成果，就涉及到电影的著作权的归属，就牵扯到一个经常要遇到的问题：改编别人的作品而不署原作者的名字、不付稿费，是不是属于侵权。因此，这场纠纷就引起电影界以及整个文学界的关注。

秦培新不服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提出了上诉。

与此同时，一些电影圈内人士也为秦培新打抱不平。

其实，真正值得同情的还是它的原作者梁星明。正是这位年轻作者的作品被人拿了去改头换面名利兼收。而这一切，最后似乎都与梁星明无关。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也站在了梁星明一边，驳回了秦培新的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为此案所作的评注这样写道：既然《都市里的村庄》源于《第二小组》并引用了部分内容，似认定为改编作品为宜。据此，被告应该征得原告梁星明的同意并向其支付报酬。

究竟谁是电影的编剧？这个问题在《青春祭》中更进一步地提了出来。这场纠纷在两位知名女士之间展开，因为牵扯进知名导演张暖忻，而倍受社会关注。

作者与作者（4）

《青春祭》是由中篇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改编而成的，这一点没有任何异议。问题在于，编剧应该是张暖忻一个人呢？还是小说原作者张曼菱与张暖忻两个人呢？

张曼菱认为自己是电影的当然编剧，而且是第一编剧。

她谈了事情的经过：1982年，她的小说在《当代》发表不久，青年电影制片厂女导演张暖忻向她提出改编电影的意向。1983年春，她把小说改编成了电影剧本，并于次年年初将剧本交给了张暖忻。当时，她提出由张暖忻进行再加工，并接受其为第二编剧。以后的修改均由张暖忻来完成。修改本一共打印了三次。

奇怪的是，这三次打印本上均没有编剧一栏。对这种有违惯例的情况，张曼菱似乎并没有在意。她大概根本没有想到，这种疏忽为以后的纠纷埋下了伏笔。她不会想到这一点，据介绍，那时她俩好着呐。

但是，当张曼菱看到公映的电影《青春祭》时，禁不住火了：字幕上，她仅为原著作者，编剧和导演的头衔都归了张暖忻。

她决定打这个官司，争回自己的那一份权利。

于是文坛上便骤起一场轩然大波。

这边儿，《青春祭》在国内外放映引起很大反响，连获两个国际大奖。其片头上的“探索片”也引起评论家们的评论和研讨。张暖忻为此赢得不少声誉，极为风光。

那边儿，张曼菱向《中国青年报》和《作家自由谈》投诉的文章也引起很大反响。其版权归属问题引起法学家及文学家的评论和研讨。张暖忻为此又失去不少声誉，极为苦恼。

两位女作家一时反目成仇。

还有一些合作者其实算不上作品的作者，因为他们所做的仅是辅助性的工作，而并非创造性的劳动。这就正如帮助作家誊写或修改作品的人算不上作家，帮助画家磨墨或装裱画作的人算不上画家，帮助导演布置影棚或作场记的人算不上导演，他们不应当享有著作权。但有时候，做这些工作的同志由于缺乏著作权的基本知识，也想从作者的创造性劳动成果中争得一份著作权，因此而掀起纠纷风波。

到过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一座高达近九米的烈士群雕。九位身躯高大的革命烈士凝为一体，面对死亡，大义凛然，笑傲苍弯，给人以极大的心灵上的震憾。谁能想到，这座烈士群雕也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著作权之争？

争讼是在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叶毓山与其昔日的学生刘国础之间展开的。

当重庆市少先队员发起集资修建歌乐山烈士群雕活动的时候，毛主席纪念堂主席坐像的作者叶毓山被聘为创作设计人。此后，在重庆市各界代表参加的“歌乐山烈士群雕奠基典礼”仪式上，叶毓山展示了由他创作的三十公分高的群雕初稿，并就创作构思的主题思想、创作过程作了说明，获得了与会者的赞同。

不久，叶毓山在初稿基础上又制作了四十八公分的第二稿。叶毓山与刘国础根据初稿、二稿基本形态的要求，指导木工制作了群雕放大稿的骨架。这时，刘国础作为群雕工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叶毓山指导下参与了群雕泥塑放大制作和其他一些工作。参与此项工作的还有叶毓山的另外几位学生。刘国础在此期间提出过一些建议，叶毓山认为符含自己创作意图和表现手法的亦予采纳。1986年11月27日，这座花岗岩群雕正式落成。

从这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