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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他们的目的是企图通过教育对台湾人洗脑。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对台湾实行的所谓的’皇民化教育7，在全台威立’皇民奉公会’，600万民众都是其会员：要求台湾人敬拜日本的‘天照大神’，连小学生也不能幸免，每月1、8、15日都要举行全校性参拜。1910年，日语在台湾被称为‘国语’，学生在学校里都被迫讲日语；1937年，中文报纸被全面禁止。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日本开创了台湾的工业时代。当时，台湾完成了穿越全岛的铁路等交通基础建设，制糖、制铝等工业也发展起来。不过，所有这些建设都是为当年日本所需而规划的。

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有意把台湾作为基地，以便为日本南进输送物资。也就是说，台湾经济发展的获利者绝大部分都是日本人。”

弟兄们都在那仔细的听着，高飞说到这里，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所以，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反而是件容易的事，但如何要彻底根除日本在台湾这几十年的恶劣影响，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大事情！”

（未完待续）

第五百七十九章　特工大战（上）

南京，民国29年，公元1940年。

这一天，汪氏中央政府便在其时由日陆军经营的《新申报》，日海军管制的《新闻报》

《申报》，林柏生掌握的《中华日报》，金雄白的《平报》，袁殊的《新中国报》，以及由李士群、胡兰成控制的《国民新闻》等七家主要报刊，头版头条地刊发了，唐生明即将投身于“南京和平运动”的重要消息：

“据中央社讯：国民政府改组还都以来，革命军人之谙识体治、深明大义者，纷纷来京报到，积极参加和平运动，有如风起云涌。顷悉唐生明将军也已来京。唐将军系唐生智胞弟，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中日战事发生后，任长沙警备司令，长沙大火之后调任常桃警备司令以起于今。因鉴于无底抗战之非计，乃毅然离去，不避艰难，问关来京。汪主席于赐见之余，至为欣慰，且深致嘉许，已决定提出中央政治会议，畀以军事委员会委员要席，俾得展其抱负云。”

汪精卫以伪中政会主席身份，“拟特任唐生明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将高参”。

唐生明这潜伏下来的关键一步棋，走得还不错。

其实在这个时期，曾经顾盼自许的汪兆铭，拜倒在日本人的战靴之下，作了一种小鸟依人的媚态。他自己也觉得面子上十分难堪。

于是，在一班谋臣的策划下，汪精卫便打出了“和平运动”与“曲线救国”的两杆破旗。

“和平运动”那玩意儿，到底该如何弄，诸如唐生明这样的“战将”，一时也闹不明白。所以，便由汪精卫近侍的一班摇笔杆的文人去随便糊弄。

唐生明的老本行是扛枪打仗。所以，蒋介石让唐生明把心思主要放在如何杯葛汪伪政权“曲线救国”的军事方面。

说起来，汪伪政权虽然趔趄着出现了，可是，它的军事成绩却寒碜得可怜。

当时，负责汪伪政权政治军事指导工作的“梅机关”的首领是影佐祯昭。他在向日本大本营汇报汪精卫的“曲线救国”的工作目标时，曾经扳起手指，指出了两项风向观测指标。

他指出的第一个，是尽最大努力诱招重庆的军政要人，使他们加入到“曲线救国”的阵营中来。这个诱招行动，雷声很大，雨点很小。虽然从重庆投奔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有20人，像唐生明那样的高级将领也有许多。不过，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在重庆的政界都是昔日的黄花菜了，对于蒋介石政权的政治影响甚小。

第二个，便是汪精卫试图自树羽翼的建军计划。对于这一点，做为文人的汪精卫，积极性倒是很高的。只是，汪精卫热乎乎的脸蛋儿贴在了日本人的冷屁股上。日本人对于汪精卫，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日本人对于汪精卫的建军梦，就设置了诸多羁绊。无论汪精卫是一只狂畎的走狗，或是一只兽性未驯的恶狼，日本部不想把他喂养壮大了，反过来噬咬自己一口。所以，这方面汪精卫便毫无作为。

如此，汪精卫为了向日本人证明自己的存在，便只能把76号情治单位与重庆地下潜伏组织的血腥争夺，以及随后开展的“清乡运动”，夸大其词地宣传为自己主正女的主要业绩。

当时，76号特务组织，以及残害地方的“清乡运动”均由李士群来主持。唐生明的谍报工作，便热烘烘地贴近了蛮横的李士群来开展。

其实，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