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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侍卫官匆匆来请委员长听电话。

当蒋介石重返会场时，在他原本阴云密布的脸上竟然透露出一丝喜气洋洋的阳光来。将领纷纷猜测，也许该有什么好消息吧，否则一向莫测高深的委员长决不会如此喜形于色。

果然，蒋介石向会议宣布一个令人振奋的喜讯，国民政府全权代表孙科和杨杰从莫斯科来电，苏联政府宣布向国民正炙府提供第一笔五千万美元贷款，全部用于购买苏制军火，包括中国急需的作战飞机、坦克大炮和轻、重机枪等等。这是自抗战以来中国政府获得的最大一笔国际援助，并且苏联人还慷慨地接受中国政府以农产品和矿石原料来偿还贷款。对于艰苦抗战的中国政府和军民来说，这笔重要援助无异于雪中送炭，难怪连一惯不苟言笑的委员长也因此心情激动喜不自禁。

事实上很快苏联政府又将贷款额增至两亿五千万美元，此后直至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之前，苏联一直都是中国抗战最大的军火贷款国和经济援助国。统计资料表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共获得国外贷款五亿美元（不包括租借物资），苏联对华贷款占一半，高居各国贷款首位。并且苏联给予中国全部是军火贷款，而西方国家的十七笔贷款则多数限制为民用和非军事性用途。国民政府用苏联贷款先后购买苏制作战飞机五百三十六架，坦克八十二辆，高射炮二十门，防坦克炮一百三十门，野战炮三百四十门，机枪三千九百二十挺，汽车七百二十二辆，各种炮弹一百零五万发，子弹四千零三十六万发等。上述军火还不包括苏联政府提供的无偿军事援助在内。

与会者无不心情振奋，他们从苏联的国际援助中看到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线曙光。不管怎样说，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小小日本兵力有限，以中国人力资源加上源源不断的国际援助，日本人的侵略野心终难得逞。

但是蒋介石并没有让他的将领过分乐观，他指着地图上仅与郑州一河之隔的豫北地区，那里有一支代表日军进攻的蓝色箭头。委员长警告说：你们千万不要忘记，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他们随时可能发动进攻。比如这股占领濮阳的敌人，它一旦进入中原来就很危险，你们一定要密切监视它的动向。

何应钦在一旁小声提示说道：“那是土肥原贤二第十四师团。”

蒋介石点点头说：这股敌人虽然只有一个师团，但是他随时可能威胁我军侧翼，打乱我军部署，你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会毕，蒋介石当天返回武汉。

登机之前，委员长再三嘱咐部下：陇海铁路为我军防守之生命线，一旦截断则郑州危矣，而郑州失守，则武汉必然不保。请切记在心。

飞机转眼间飞走了，留下一座空荡荡的机场，还有地面频频招手的人群。

1938年春天，土肥原指挥第十四师团匆匆结束豫北扫荡，开始强渡黄河。

“七．七事变”爆发当年，从日本军方公布的所谓“战绩”来看，侵华日军的“优胜者”

应当非土肥原第十四师团莫属。这支主要由学生、市民和农民组成的侵略军深入中国腹地最远，攻占中国城市最多，击溃敌军数量超过自身十几倍之多，但是伤亡人数却最低等等，创造一系列战场奇迹。

因此一些狂热的日本报纸就把该师团吹捧为”支那克星”，也有人将士肥原贤二称作“模范师团长”，不一而足。事实上第十四师团自塘沽登陆以来，一路攻陷天津、北京、石家庄、保定、运城、太原、长治、新乡等大小城市数十座，扫荡河北、山西、河南数省，而他们的对手大多弃城而逃，并没有形成真正坚强有力的抵抗。

土肥原的战绩引起许多师团长嫉妒，有人将他的胜利归咎于运气好，或者不战而胜，因为当第十四师团在华北战场如入无人之境时，声名赫赫的坂垣第五师团却陷入惨烈的平型关伏击战，而第二军也不幸遭遇像台儿庄那样的强劲抵抗，两个主力师团伤亡惨重一度后撤。

但是上述说法到底有欠公允，毕竟第十四师团征战数千里，攻城掠地战果累累，难道全都因为交了好运的缘故吗？

个中秘密只有土肥原自己清楚，那就是他大半辈子在中国的特务生涯派上用场。号称“中国通”的土肥原自认为是个政治军人，不像大多数日本将军头脑简单，除了打仗对敌人一无所知。比如驻防河北的东北军将领万福麟，自“西安事变”后一蹶不振，根本无心打仗，土肥原就事先派人同他达成秘密协议，只要退避三舍虚晃一枪，皇军决不攻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