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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份急电改变队伍的前进方向。

发报人不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而是远在徐州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大将。

总司令的命令只有短短一行字：

渡过黄河，坚决占领菏泽！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天，一位神秘来客造访了戒备森严的武昌东湖官邸，他的意外到访注定要成为一根导火索，从而引得蒋介石大动肝火怒不可遏。

这位不速之客就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先生。

本来陶大使是个受人欢迎的尊贵客人，他不仅是德意志帝国驻华全权代表，同时也是蒋介石夫妇的私人朋友，为当时西方大国中为数不多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外交官之一。但是此刻这位国民政府的老朋友却并非为友谊而来，他不得不遗憾地照会蒋委员长，德国政府决定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团，单方面中止两国之间所有合作项目，其中包括已经签订的购买军火合同。

蒋介石当场愤怒地砸碎一只玻f离水杯。

对于身陷困境的国民政府来说，德国人的背叛不啻于从背后插上一刀。1931年日本悍然侵占东三省，站在中国一方伸张正义的国家既不是标榜民主楷模的英美各国，也不是社会主义苏联，恰恰是后来成为法西斯邪恶轴心之首的希特勒德国。德国政府给于中国全力支持，不仅派出军事顾问帮助中国进行军事改革，提高军队战斗力，还免费接收中**官赴德国受训，出售以及无偿提供德式武器和军火援助，帮助中国政府制定对日作战计划等等。直到抗战爆发之前，国民党中央军拥有的先进装备大多为德国制造。

但是这种国际援助并不能说明德国是个主持正义的国家，国际交往没有是非，更没有永远不变的立场，惟一的原则是利益使然。当初德国人反对日本侵华，目的并非主持公道而是为了避免“使他们的战略野心发展到一个错误的方向”，也就是妨碍未来轴心国联盟的全球战略计划，所以当“卢沟桥事变”爆发德国大使立即投入全力斡旋，据说希特勒亲自带口信给日本天皇，试图说服日本不要在中国扩大战事，而应将注意力用于对付“来自北边的危险敌人一一**苏俄”。

陶大使始终以双方盟友的身份在东京与南京之间进行穿梭外交，斡旋一度出现和平曙光，东京方面同意停战撤军，和谈眼看就要成功。

但是这一切努力随着南京陷落而化为泡影。

其实蒋介石对德国人的背叛未必没有心理准备，秘密情报显示，“七，七事变”前德国就与日本秘密签订**防共的《柏林协定》，随着意大利加入三国联盟渐成雏形，这样日本人就后来居上，在德国的全球利益天平上挤掉中国，使得国民政府成为轴心国联盟条约的第一个受害者。屈辱和悲愤令中国委员长一时情绪失控，欲将手中水杯扔向德国大使，只是最后关头那个物体改变方向落在地板上，杯子发出的响亮爆裂声充分传达出中国首脑不可遏止的怒火和抗议。

当然在外交场合中这种失态并不是力量的象征，因为任何不符合外交礼仪的言行都将被视为对文明的冒犯和亵渎。其实蒋介石很清楚，德国人离开只是一个信号，表明中国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处境将会越来越艰难。国际社会果然对德国人撕毁合同背信弃义反应平淡，一位正在喝下午茶的英国外交官用懒洋洋的腔调评论说：是吗？希特勒干吗要帮中国人的忙……．．他们早该离开了。

弱国无外交，落后要挨打，国际社会毫无公理可言，侵略威性的日本人并未受到制裁，相反他们依然到处受到尊敬，顺利地从英美和西方各国采购到急需的战争物资和原材料。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却拒绝把军火卖给中国，他们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担心节节失败的国民政府偿还不起巨额债务。

根据战后公布的文件，抗战爆发前的1937年，中国政府的财政预算仅有四亿美元，以四亿五千万人口而论，人均不足一美元。而不到一亿人口的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则为六十六亿六千万美元，是中国的十五倍多，人均为中国的七十倍！其中仅军费开支就达九亿二千万美元，超过中国全部政府预算的二倍多！而日本钢铁产量是中国的二百倍，石油提炼为中国的一百五十倍，年生产飞机近二千架，中国为零；大口径火炮七百四十四门，中国为零；坦克三百三十辆，汽车九干五百辆，造船能力四十七万吨，造军舰五万吨，已拥有战舰二百余艘，其中大型航空母舰六艘，位列世界第三，如此等等。

中日国力对比，由此可见一斑。

1938年，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前往白宫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