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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改造发展为新的思想工具，借以摆脱传统力量的束缚。进入魏晋时代，这一思潮在社会中更加深入和普遍。在汉代文学的最后部分，我们曾经介绍了仲长统的诗文。实际在严格意义上说，仲长统的思想已经属于魏晋思潮的一部分（他的主要作品均作于建安年代），只是遵从习惯，我们把他作为汉代文人处理。他已经公然打出“叛散五经，灭绝风雅”的旗号。到曹魏末年，由于政治环境的残酷，许多文人对此既无法忍受又难以公然反抗，于是纷纷宣称“越名教而任自然”，寄情药酒，行为放旷，毁弃礼法，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和不合作。在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出发点的一些论著中，表现了十分强烈的批判精神与叛逆精神。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对儒家道德的虚伪性加以尖刻的讽刺，甚至对儒家的“圣人”公然表示菲薄；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和鲍君言的《无君论》，以传说中的上古社会为理想模式，对君权以及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从根本上提出了怀疑乃至否定。

魏晋南北朝这一股背弃儒教、提倡老庄所谓“自然”哲学的社会思潮，其根本性的内涵即是对个性价值的重视。在“任自然”这个名目下，他们所要得到的是更大的精神自由，是个人选择其生活方式的权利。曹操的非道德的用人标准，已经体现了这种意识。阮籍不顾“礼”的规制，与嫂面别，为人所讥，阮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桓温问殷浩：“卿何如我？”殷回答：“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世说新语·品藻》这样的例子可谓俯拾皆是。他们不愿把个人看作是社会的附属品，不愿把依附于封建国家视为个人必然的义务，而强调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要求社会对此给予尊重。

当然，这是产生于统治阶层、而且主要是士族阶层的一种思潮，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在这思潮流行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种种任诞放纵的行为，也不是今天的社会所能够赞赏的。我们所要注意到的是，在历史渐进的行程中，这一思潮表现了重要的进步。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思想颇为纷繁，对上述社会思潮以外的思想学说，这里也需作简单的介绍。

通常把魏晋时新兴的老庄学说视为“玄学”的一部分，但为了有所侧重，我们把两者分开来说。玄学的核心是老庄学说，但不等同于老庄学说，还结合了儒家经义。作为一门学术，玄学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一种抽象思辨的哲学。其主要内涵，是关于宇宙本体的讨论，以及各种事物名理的辨析，也常常关涉社会政治与伦理方面的问题。它始盛于曹魏末年，在两晋时成为思想界最为风行的学说。玄学中固然有一些空洞的命题，但从根本上说，它反映了魏晋时代知识分子的思辨热情和对人类知性的重视。此外，从玄学论辩中发展起来的语言的机智，也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后，一直未有多少社会影响，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才以迅猛的势头发展起来，佛经的翻译，也达到极盛的状况。这对此后的整个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佛教具有哲学和神学两方面的内涵。它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颇为精致，与老庄学说有相通之处，因而受到士族文人的喜爱。东晋时，佛学与玄学相辅而行，僧人参与清谈，士子研究佛理，成为一时风气。佛教的宗教神学，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既是一种虚幻的寄托，又是可以用来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因而受到他们的极力提倡。普通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出路，也往往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天界和来世。因此，无论北方南方，无论上层下层，佛教很快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梁武帝为了表示对佛教的虔诚，甚至四次舍身到同泰寺为奴。寺庙建筑，更是遍布各地。除了哲学和神学内容，佛教还带来了它所特有的艺术。佛经中包含着许多有趣的故事，虽然这些故事原本是用来阐明教义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用文学欣赏的态度来对待它们。

道教则是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宗教。它也推崇老子，但却是把他当作神仙，和尊奉老庄哲学的道家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从渊源关系来说，道教实际孕育于我国古代的巫和方士一流，它正式形成，则在东汉末年。道教不像佛教那样具有比较严密完整的教义和理论，内容相当庞杂。它讲求仙、讲炼丹，也讲养生之道、医术本草；它既包含维护阶级统治的思想，也包含某些平等观念，特别是对原始公社式的社会的向往。而各种人对道教的取舍也彼此不同。和佛教相比，道教没有严格的戒律，它不但不否定现世生活，相反以各种方术来帮助享乐，既能给人以虚幻的满足，又具有实用性，所以也颇受士族阶层的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