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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敌不力的李渊耍滑头，一面托辞不去，一面故意装作纵情酒色，迷惑杨广。李世民开始劝说父亲造反：“今主上无道，百姓穷困，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李渊一面大惊，一面演戏说要把儿子告官。李世民说：“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故敢发言；必欲执告，不敢辞死。”李渊于是收起演戏的面具说：“我哪忍心告你，你也千万小心别再说了。”第二天，李世民还是劝说李渊，告诉他这是唯一的救祸之策，李渊长叹一声说：“你的话我想了一夜，也很有道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

李渊说出了家天下社会中所有权力者的内心驱动，说出了缺乏自由与民主基因的封建社会中权力的真相。尽管从历史的结果来看，大唐帝国是中华强盛和开放的年代，也是充满信心的时代，这两个唐代君王在历史上算得上明君，尤其是李世民在文治和武功方面可以说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好的皇帝。《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公元626年“九月初一，突厥的颉利可汗献马三千匹，羊一万口，太宗不受，命令颉利归还掳掠的中国人口。”这是帝国盛年才有的风采和气势，这样的盛世不是值得怀念的吗？

然而，即使是在帝国花团锦簇的盛世，那潜藏在风俗、文化、体制下的暗流和污垢也让人触目惊心。《新唐书·太宗本纪》不经意间就流露出帝国“西门庆体制化”的秘密：626年，玄武门政变后，李世民登基。“十月初八，放出宫女三千人。”这当然是新皇帝李世民的仁政。然而我们可以想一想，究竟是谁把这三千宫女纳入宫中的，这不是杨广吧？放了三千宫女，那么我们可以推测，老皇帝的后宫究竟有多少宫女，而新皇帝的后宫又有多少宫女？

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看到了“化家为国”的投资回报，家既是国，国就是家，举国之女子，只要天子需要，皆可成为###。

在汉帝国的末年，那时中国的民气还未被完全折服，官员中敢言的也大有人在。

134年，周举这样对皇帝说：“陛下处在贤明执政的位子，但没有行贤明之政，内积怨女，外有旷夫。不但陛下这样做，太监们也假戏真唱，威侮良家，娶女禁闭，女子到白头而死都无配偶，违背天理啊。陛下应该放出后宫不御之女，平反天下冤枉之狱，除去过于豪华的伙食的费用。”

165年，刘瑜上书皇帝说：“古时候天子一娶九女，现在美女娇娃，充积后宫，都要好好打扮装饰，吃喝精美，耗费精神，滋生疾病。不仅国家要耗费，皇帝身体也劳损。天地的规律是阴阳和谐，这样阴阳隔绝，就会发生旱灾和水灾。况且宫女自少年到年老，幽藏到死亡。太监们却也娶妻。这些人的怨毒之气，会滋生妖孽啊。路上的行人都传说，当官的抢掠人家的闺女，娶了又立即抛弃，大家都惊惧。这么许多民众的怨愤，难道没有感应吗？”

166年，荀爽上书皇帝说：“我听说后宫采女五六千人，从官服侍的还没算在内。冬夏的衣服，早晚的饮食，哪样不是要耗费国库的银子？使无辜的百姓加重税负，来供养无用的宫女，百姓穷困于外，阴阳隔塞于内。所以灾祸发生。我建议：只要是非礼聘未曾幸御的宫女，一皆遣出。这真是国家的弘利，天下人的大福。”（均见《后汉书》）

帝国末年的仁人君子们是这样劝谏皇帝的。从他们的言辞中，尚可看出，这些人的精神骨骼并未被完全摧折，并未被完全奴化。他们从天理人伦的角度，从百姓的税负角度，指出了这种“超级西门庆”玩过头了。

舆论总还是有点力量的。在汉帝国末年，另一位大丈夫，朝廷的要员陈蕃也在上书中谈到这种西门庆化的情况要有所收敛：“又连年征收赋税，十伤五六，万人饥寒，民不聊生，而采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无法统计。俗谚言‘盗不过五女门’，以女贫家也。今后宫之女，岂不贫国乎！是以倾宫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宫灾。况且把这些宫女聚居而不御，她们必生忧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陛下应该广泛听取意见，择从忠善。”

化家为国、化国为家的“超级西门庆”（2）

合理化建议得到了部分的采纳，皇帝放出了宫女五百余人。

我们注意到这些大臣们共同提到的一个词是“不御”，也就说皇帝没工夫或没体力去“御”的那些宫女，应该在放出的行列。“御”了的宫女，官员们是不敢建议放出宫的。性资源的不对等，也确实使这种“超级西门庆”心有余而力

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