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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均可以分享网络上几乎所有的信息资源。由于网络系统基于客户机/服务器模式而建立，采用的是开放系统模式，并通过高速、宽带网络连接成分布式系统，从而使用户可以在家里或单位检索到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等世界上600多个综合图书馆和400多个专业图书馆的馆藏目录，同时还可以检索各种专业和商业数据库的资料以及各种市场信息、科技信息、社会政治信息等，从而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于信息资源的选择、利用和共享的程度与范围。对于业务繁忙信息需求强烈的新中产阶层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并且无法替代的帮助。

3�自主选择性。作为新媒介代表的互联网特征之一是使用方式的选择极其丰富，实时与非实时，异步与非异步，实时同步与非实时异步，一切按你所需自主选择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选择性的高低决定了受众自由的程度。考虑到中产阶层的工作属性，他们接触信息和人际交流（包括非工作信息和非公务交流）必须考虑到对方的便利，因此，网络传播的这个特征就显得极其重要了。

突发事件与中产阶层的流言敏感（1）

当我们问及；如发生重大事件，当官方报道和小道消息（传闻、流言等）严重不相符合时，您会更相信谁的时候，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回答是不一样的。探索这个议题可以解释以下问题：在突发事件时刻，为什么流言的传播速度如此之快？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谁会是流言最为敏感的人群？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是通过“非典”这一典型的突发事件利用舆论调查来进行传播学分析的。我们的研究表明：与经验相反；这个人群恰恰是中产阶层；而不是看上去缺少知识和缺少见识的非中产阶层人群。在紧要关头；中产阶层是自主的；但又是脆弱和不安定的。

中产阶层与流言：背景、表现

2003年2月8日，广东以4000万条短信，9日以4100万条短信传播着“广州发生致命流感的消息”。“人们期待着广播电视和报纸能给他们一个权威的说法，但是没有发现”，终于使传言“演变为一场大多数广州家庭都卷入了对板蓝根、白醋、口罩的大规模抢购风潮”。直至10日中午，南方网、《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相继报道了广东省发现“非典”病例的官方消息。当日短信达到4500万条。有位医学专家说：“这三天时间被传言占领，政府尽管做得很不错，毕竟在和病毒争夺控制公民意识走向和活动权的斗争中，失去了三天宝贵的时间。”11日10点半广播电视台直播广州市政府新闻发布会。“刚刚经历‘非典’危机的广州市民由于心理已极度脆弱，在新的流言影响下，于12日下午再次卷入了大规模抢购大米和食盐的社会纷乱”。杜骏飞：《流言止于传媒的公信》，《新闻记者》2003年第3期。13日广东主要媒体及时发布政府权威声音，迅速平息了抢购风潮。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开始了有关“非典”的舆论调查。有关传播行为和心理问题，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中产阶层在突发事件中的信道依赖取向：官方消息还是小道消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以及为什么？

数据表明：面对“如发生重大事件，当官方报道和小道消息（传闻、流言等）严重不相符合时，您会更相信谁？”这样一个问题，中产阶层回答不知道该相信谁的比例很少。换言之，他们在信道依赖上是有自信力的一群。

另一方面，中产阶层相信小道消息的人比非中产阶层人多。

我们试图去理解他们的内在动机。最可能的一个解释是：他们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比非中产阶层有更多信息来源和媒介渠道。

表5…31中产阶层对流言的态度单位：次，％非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官方消息频数553159百分比63�553�0小道消息频数2313百分比2�64�3都不相信频数6224百分比7�18�0对照两者之后再决定频数14976百分比17�125�3不知道应该信谁频数5216百分比6�05�3其他频数3212百分比3�74�0N=1171，X2（5）=14�433，P=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