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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从利益角度，媒介内容要反映一些为它们提供资助的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如政党或宗教群体；

④从非正式的角度，媒介内容要反映那些试图推销自己观点的个体捐助者的意愿。

我们看到，在我们追寻伯杰式的电视批判意义时，中国电视业界当下的弊端开始展现无遗，它不仅可能包括了阿特休尔所述及的媒介受到的4个控制，还有可能受到第五个控制：传媒对于受众需求的不适当的或虚假的建构。

一方面是受众存在着对“有意义的”题材新闻信息的追求，另一方面是电视的过度娱乐化，两相对应，只能导致那些执着于前者的受众开始尝试疏离电视，而对于后者来说，它则越来越多地吸引到“社会大众”的认同——这种认同既包括对人群的筛选，也包括对人的不同精神层面的筛选。考虑到人在追求享乐上的人性弱点，这种“社会大众”的认同，也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媒体失范所带来的繁荣。

而考虑到本文的旨趣，这里，我们原本所要询问的只是：在这个不适当的繁荣之中，是哪些受众开始尝试疏离电视？

调查数据表明：尝试疏离电视的正是一代有文化的新中产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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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疏离与网络依赖（5）

网络依赖与数字鸿沟

如前所述，知识沟理论假设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经由大众传播获得的知识与信息是有差距的，并且其差距有扩大的趋势。1980年代，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随着计算机的不断普及，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开始被不断提及，用来说明人们对数字传播技术尤其是网络传播的接触与使用上存在的差距。在以上有关电视疏离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一直在提及当下中国中产阶层对网络媒介的偏爱。事实上，这种偏爱既可以说是因——对新媒体的使用使得他们成其为中产阶层，也可以说是果——当他们成为中产阶层时，他们即具有对新媒体的亲和力。

因果的问题不是本文理论探讨的目的。我们要在此指出的是，中产阶层不断加深的网络依赖，也在不断加深数字技术意义上的知识沟——数字鸿沟。

据考证，“数字鸿沟”一词肇始于莫里塞特（Lloyd　Morrisett）对信息富人（the　information�haves）和信息穷人　（the　information　have�nots　）　之间存在鸿沟的认识。不过，这里所谓的鸿沟，主要指1980年代Apple　II电脑时代，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个人计算机占有率上的差异。数字鸿沟一词真正引起公众关注则是1995年美国商业部电信与信息局（NTIA）发布的题为《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项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报告》中对数字鸿沟现象的具体描述，报告详细揭示了当时美国社会不同阶层人群采纳和使用互联网的差别。金兼斌：《数字鸿沟的概念辨析》，《中国新闻学评论》网站，//cjr�zjol��cn/，2003年12月23日。

在中国，有关数字鸿沟的问题早已得到人们的关注，相关研究也已经层出不穷。关于其概念，第一种定义是祝建华在其《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和初步检验》中提出的，指“社会各阶层之间在使用互联网上的差别”，而其操作定义则为“社会各阶层之间互联网使用者（简称网民）比例之平均差别”。祝建华：《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和初步检验》，吴有训主编《21世纪新闻传播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　第220页。另一种数字鸿沟的定义方法则在着眼点上有很大不同。金兼斌和熊澄宇采用我国信息产业部于2001年7月29日发布的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National　Informatization　Quotient；　简称NIQ）为数字鸿沟的综合性衡量指标，来比较我国不同地区间信息化程度的差距。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由6大类（包括信息资源、信息网络建设、信息技术应用、信息产业、信息化人力资源以及信息化环境等）共20个指标构成。因此，在这种定义下，数字鸿沟被概念化定义为“不同地区间信息化发展程度的差距”，操作化定义则为：以NIQ作为一个地区信息化发展程度的衡量指标系，以各地区之间信息化发展程度指标值的标准偏差与均值之商（S�D/Mean）为数字鸿沟的具体量度。Jin；　J�　&　Xiong；　C�　（2002）�　“Digital　divide　in　terms　of　Nat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