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2/4 页)

：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88，第159～160页。在毛泽东时代，老式中产阶层被称为“小资产阶级”，它一直是思想改造的主要对象之一；而专业人士则被称为“职员”，这同样也是一个灰色的标记。在这样的情况下，进一步的阶级分化从政治上被遏制了。二是在所谓“人民”的范围内实现平均主义的“去分层化”（destratification）策略。据美国社会学家白威廉的研究，1960～1970年代，中国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是最为平等的国家。从表0…2中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中国高收入者的收入只是低收入者的2�2～2�3倍，而基尼系数更是只有0�20～0�21。其实，去分层化的手段或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不仅包括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在1970年代，也就是说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还一度开展过对工人中执行的“八级工资制”的批判，称为“资产阶级法权”），还包括日常消费的配给制度（你即使有钱也无法购买高级食品或衣服）、住房的分配制度，以及对计件工资制度、奖金制度的批判和停用。

表0…2社会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十分位数比率　（1970年计）基尼系数（1964年计）苏联3�2—波兰3�20　�26南斯拉夫—0�24匈牙利2�60�21保加利亚2�40�21捷克斯洛伐克2�40�19罗马尼亚2�3—中国：劳动人口2�30�20中国：国营单位职工2�20�21*引自William　L　Parish；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　Waston；　J�（ed�）；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在表中，十分位数比率＝以工人收入顺次排出十等份，并以头份及尾份计算该比率。

经济上的因素同样是多重的，其中包括：由于受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前提的，因此与国民消费生活有关的轻工业和服务业一直严重滞后于人们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由于在农业中贯彻“以粮为纲”的原则以及人民公社本身的半军事化的管理原则，农民的社会流动受到限制，而1953年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包括粮食在内的农副业消费品也一直处在严重的短缺状态，毛泽东时代盛行的各种票证制度就是这种短缺的最好注脚；由于先后与美国、印度和苏联的军事对峙，国防开支一直占到国民收入的相当比重……这一切都使得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在1952～1980年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增长。据《中国农业年鉴》（1980年）和《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统计，1952年国家部门的年度平均工资实际为446元，1980年为529元，28年总增长率为18�6％；农村集体人均收入在集体化后的1953年为38�8元，在毛泽东逝世前的1975年为54�4元，22年的总增长率为40�2％。转引自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517页。

变化发生在1978年以后。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开放。这首先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然后转向城市的诸多经济领域。在此后的20余年内，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1978起，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都在8％左右，1992～1994的三年间则达到11％～13％之间，即使在全球经济尤其是东南亚经济普遍低迷的20世纪的最后几年，仍然达到7％左右，即使在强调“宏观调控”的最近几年也保持在8％左右。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上提出的在1980～2000年的2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也提前5年实现。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六大经济强国，而按麦迪森运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的测算，中国更是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它的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12�9％。参见《中国GDP统计存在水分吗》，《扬子晚报》2002年5月4日A12版。

如果说中国经济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迅猛发展，为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中产阶层的出现和成长还与1978年后出现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最为直接和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