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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或不可思议，但当时的生活就是如此。毛泽东时代所留给我们的遗产——关注精神而轻视物质的激情，犹存于每一个“７７级”、“７８级”大学生的心间。而这一点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又是何其的相似，以至于当我每每阅读布罗茨基那篇著名的《小于一》时，常生出一种“刺人心肠”的时代共鸣感。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自己的单独使用的房间与女孩*，女孩子也没有她们自己的房间。我们的爱情活动主要是散步和谈话（按：这与我们中国当年的情形何其相似；两手空空的散步和谈话也成为我们当时精神生活的亮点）。倘若把我们走的路程用里数来计算，那必定是个天文数字（按：我就曾徒步走过１００公里去见一个朋友小颜，接着又边散步边谈话近５小时。后来，我把这一徒步行走与谈话经历写入诗中：“我记得那一年夏天的傍晚/我们谈了许多话，走了许多路/接着是彻夜不眠的激动”（《惟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再后来，我开始思考“徒步”这个词。徒步在中国的古代总是与山水与会友相联系的，古人云：行千里路。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徒步的形而上学，如陶潜在《时运》中写的“袭我春服，薄言东郊”，讲的便是徒步行走在山水间感悟自然的事。这一点还影响了后来的美国山水诗人加里·斯奈德，他在《仿陶潜》一诗中这样写过：“I�ll　put　on　my　boots　&　old　levis　/　&　hike　across　Tamalpais。”而如今在中国一切早已改变，“徒步”一词在毛时代已从古典山水游历中脱出，获得了另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美感，即重精神轻物质的美感。它甚至成为了我们成长中某种必须的仪式：如早年的红军长征、“*”中的红卫兵大串联，以及萧索的七十年代，那时一个人连坐长途汽车或火车去见一位朋友也会让他陡升起一种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徒步的紧张和复杂的感情与庄严）。破旧的栈房，工厂区的河沿，雨天公园里湿漉漉硬邦邦的长凳，机关大楼的阴冷的门洞——这些便是我们当初获得感情享受的标准布景（按：即精神布景）。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所谓的“物质刺激”。布罗茨基：《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王希苏、常晖译，桂林，漓江出版社，１９９０。而北岛“回答”的激情，正好供给了那个时代每一个内心需要团结的“我——不——相——信”的声音。那是一种多么巨大的毁灭或献身的激情！仿佛一夜之间，《今天》或北岛的声音就传遍了所有中国的高校，从成都、重庆、广州中山大学等许多朋友处，我频频读到北岛等人的诗歌（而在当时的《今天》中，我只喜欢北岛一个人的诗）。这种闪电般的文化资本传播速度哪怕是在今天，在讲究高效率的出版发行机制下都是绝对不可思议的。这或许应归功于我上面所说的那个时代特有的“现代”传播形式及传统：走动——串联——交流，尤其是那个时代老式但快速的政治列车，它几乎是以某种超现实的魔法把一张写在纸上的诗旦夕之间传遍全中国。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五、从贵州到“今天”（7）

《今天》的成功模式让我想到了前苏联的地下刊物的运作过程，虽然二者并不能作简单类比。

马克·斯洛宁对苏联地下刊物有详尽叙述：二十年代，自由刊物遭到禁止，革命前的一些出版社都被封闭；从此以后，国家对文学艺术所施加的压力就逐年加强。结果，许多诗歌、文章和短篇小说都因有“颠覆性”或暧昧的内容而没有获得在“合法”刊物上发表的机会；于是它们开始以打字稿的形式在主要是知识分子中间流传。但直到斯大林逝世为止，这种“刊物”只是偶然出现，范围很小，地区也很分散。不过，从那时起，它就具有广泛而有组织的活动的特征，成为自由发表意见的一种出路，并获得“萨米兹达特”（俄语的意思是“自发性刊物”）的名称，这一著名的名称不仅在苏联，而且在西方也使用了。《萨米兹达特》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为中心，并小范围地在一些省城逐渐扩展成为打字的、油印的，以及照相复制的一种真正的地下刊物。……《萨米兹达特》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因素，也成了使保安机构伤透脑筋的侦查对象。“萨米兹达特”的活动在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６５年间达到了全盛时期。后来，它不仅涉及到诗歌和小说，而且还涉及到政治、哲学和宗教。１９５７年，帕斯捷尔纳克那部长达五百六十多页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在苏联遭到禁止，在西方却以原文和多种译文出版，这时，该书被偷偷地带进俄国，由《萨米兹达特》翻印了其中大量章节。这是一种双向交流的开端：许多最初由《萨米兹达特》传播并秘密送往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