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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觉地挠着裤裆，好像荫部瘙痒患者。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个客人，方予之陪客聊天，方骚像被福尔马林泡过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看着电扇流口水。他的样子实在让客人很不痛快，只能别过头去不看他。但枯坐了一下午之后，方骚忽然叫了起来：“我有一个发现。”

方予之说：“什么发现？”

方骚指着电扇说：“你看电扇，本来是三个叶子，转起来之后就变成一个大叶子了。”

整整一个下午就发现了这个。客人无言以对，方予之则惊呼道：“我儿子还是哲学家。”

没过几年，惟一欣赏方骚的人死于非命。方予之先生跳楼身亡，原因是所有研究国外音乐的作曲家都被批判，就连俄罗斯学派也不能幸免。方予之先生被叫去交待柴可夫斯基的生活作风问题，他还以为指的是与梅克夫人的关系，但领导深沉地说：

“不，柴可夫斯基是个鸡奸犯。”

很自然，方予之先生也被作为隐藏在我党内部的鸡奸犯揪了出来。尽管生有三子，但这不妨碍鸡奸这一业余爱好。从柴可夫斯基引申到方予之，这也是一次时空穿行。剧院里贴满了黄｜色大字报，诸如“柴可夫斯基偶发龙阳兴”、“论方予之的反动肛门”之类。在此情况下，方予之选择了自杀。在自杀的方式中，他选择了跳楼。任何想自杀的人都不会在选择自杀方式上卡壳，只有黑哥是个例外。

11八十年代的钟（3）

方予之死于1972年十月的一个凉爽的夜晚，时年五十二岁。当时正是夜里十点，剧团大院基本空无一人，夜空中还残留着夏末的气息，蝙蝠飞来飞去，为填饱肚子做着最后一搏。方予之先生独自一人来到剧团琴房，爬上顶层。琴房是五十年代建造的苏式建筑，一共只有四层，第四层上有一个格外大的钢琴室，并开有阳台。方予之摸黑走了进去，月光之下，屋里影影绰绰。他弹奏了一段拉赫马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之后，打开阳台门，从栏杆上翻了下去。

现在想想，从四层楼上跳下去摔死确实是强人所难。但没办法，那时候想找一座高一点的楼实在不容易。条件有限啊。美国1929年也有很多破产的资本家跳楼，但是人家跳的都是摩天大楼，保证能把人摔成一摊鼻涕，毫无生还的希望。可见资本主义还是有一些优越性的。

方予之当时就很倒霉，他在空中滑行片刻，飞越了钢琴房、弦乐房、管乐房和传达室，像一记有气无力的定音鼓一样摔倒了地上。着地几秒钟之后，他发现自己还有意识，心想：“坏了，力道不够。”

此时的方予之断了五根肋骨、一条腿骨、一条臂骨，此外还有两处内脏出血和多处软组织挫伤，中度脑震荡自然也不可避免，不过还不影响他思考。血从他的皮肤表面以及腹腔内部滚滚而出。

方予之浑身剧痛，头昏脑涨，四肢无力，叫喊不出。他心想：不行，自杀还未遂，这种下场最惨了，搞得生不如死那是一定的。于是他发挥了有条件要自杀，没有条件也要自杀的精神，奋力又向台阶爬去。

一条土狗路过，响亮地叫了起来。这让方予之更加心急如焚：快快快，再不抓紧，一会儿来人了可就全泡汤了。想到全身瘫痪、失尿失禁地接受批判的可能性，他浑身又有了力量。

方予之的身体就像饱蘸墨水的巨型毛笔一样划过地面，划上楼梯，一笔写下了生命之歌。费了三个小时的劲，中途昏过去两回，他才重新到达四层阳台。这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再摔不死，他可爬不上来啦。于是奋力翻过栏杆的一瞬间，他还用那条好腿蹬了一下，同时收腹低头，尽量做出扎猛子的体态。一定要保证脑袋先着地，刚才怎么就没想到呢？幸亏这次有经验了。

定音鼓的声音再次响彻楼道，方予之如愿以偿地用脑袋着了地。第二天，人们发现了一具没有脖子的尸体，第三天，大字报的内容换成了：“反动肛门自绝于人民。”

时光荏苒，方予之死去之后，十多年过去了，方骚也即拉赫马尼诺夫转世长成了一个新时代青年。长大以后的方骚在外表上丝毫没有变聪明的迹象，他的眼睛依然像死鱼，面部肌肉僵硬，嘴角经常挂着一丝半缕神不知鬼不觉的口水。但方予之判断无误，他以让人难以置信的音乐才能考进了音乐学院，同时学习作曲和指挥。

方予之先生死前，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方骚说：“以后就是学音乐，也不能搞交响乐。这不是写交响乐的年代。”

但方骚却不听他父亲的劝告，他是真诚地爱音乐。没办法，拉赫玛尼诺夫投胎么。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