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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空洞的心理学术语，并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诊断标准，务必使每项标准都可以计量。所有相关症状、持续时间、出现频率，都必须符合严格的准则，这样才能断定为精神疾病。

DSMⅢ对于疾病定义常使用以下叙述：“病人须出现A类症状至少四种，且持续两周以上，B类症状三种，C类症状一种。”而手册的第二版就没有如此清楚的标准，叙述也较简略含糊。斯皮策表示，第三版比第二版多了约200页，作用在于“捍卫精神病学采用的医学模式”。如果病人符合多数症状，那就是真的病了：如果不符合，就算正常。如果是稍加训练便可伪装的举止反应和历时短暂的焦虑情绪，那医生就不用在意了。

武装到牙齿的精神病学

罗森汉发表研究之后，精神病学界曾尝试从心理层面探究精神疾病的起源，尽管精神可嘉，然而多数都是徒劳无功。20世纪80年代，抑郁症的诊断方式出现崭新突破，医生从若干抑郁症患者尿液中分析出特定的代谢物，这就是肾上腺皮质酮检验（dexamethasone　suppression　test）。这项发现备受瞩目，大家对此寄予厚望，也许不用多久，诊断抑郁症就会像诊断贫血一样简单。取几滴琥珀色尿液，滴在显微镜的载玻片上，结果就出来了！倒底这个人是不是抑郁症，再也不会有争议。

这项发现并非一般人能懂，因此不久便为人淡忘。自此之后，精神病学家尝试发展其他诊断方法，但都宣告失败。近来，佐治亚州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内梅罗夫（Charles　Nemeroff）的研究应该属于精神病学的重大进展。其研究显示，抑郁症病人的海马回比正常人小约15％。此外，被迫离开母鼠的幼鼠，脑部留有较多控制紧张的神经传导物质。实验结果令人欣喜，但还未能确定两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上述研究看似与罗森汉无关，实则不然。今日许多精神医学的研究，或多或少都是在回应罗森汉提出的挑战，也反映出这些研究者急于摆脱“伪科学家”的质疑。斯皮策说：“DSM提出新的分类系统，严谨并符合科学。”罗森汉说：“精神疾病的诊断，基本是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在近日出版的DSMⅡ中，不再将同性恋列入精神疾病，此举最能反映精神疾病诊断的这种特性。不管对同性恋有何看法，专业组织能投票表决是否将其列为异常的举动凸显出精神疾病诊断的差异，以及精神疾病的诊断易受环境影响的特质。普通大众如果深入了解了同性恋，改变了他们对同性恋的看法，连带着也会改变精神医学对同性恋的认定。”

斯皮策回答：“所有诊断都是人为的分类，然而不能据此而断定所有诊断都不客观。如今我们已采用全新的诊断标准，罗森汉若故伎重演，他绝对不可能得逞。如果他装病前来就诊，精神病医生不会立即要你住院治疗，而会是‘另行观察，延后诊断’。”斯皮策一再强调：“再做那种实验也不会得到同样的结果，现在绝不可能。”

我打算试试看。

同样的秋日，同样的计划

两次实验有许多相似之处。时间都是秋天，湛蓝的天空，树叶开始转红，手掌般的落叶点缀在深绿色的草地上。我丈夫说：“你在搞什么鬼？”我说：“我要仿效罗森汉当年的实验。试试医生会不会让我住院治疗。”他说：“我可要提醒你，你可是有家庭的人！”我边想着斯皮策边说：“不会有事的，我几个小时后就会回来。”“如果没回呢？”他问，我说：“那来救我吧！”

他说：“救你？你以为他们会相信我？他们会把我一起关起来。”他不说话了，手指拨弄着胡子。昏暗的房间里，一只蛾子从窗户飞进来，一头撞在灯泡上。他最后说：“我跟你一起去。”

他最终还是没去，留在家里照顾小孩。我开始准备了，5天不洗澡不除毛。我打电话给一位向来特立独行的朋友露西，我想借用她的姓名，以免用本名而被识破。

我花很多时间对着镜子练习。我皱眉眯眼，假装忧虑，对自己说，“我听到有‘砰、砰、砰’的声音。”每当看到穿衣镜里浑身臭味，头戴宽扁黑绒帽的自己，我就会忍不住笑出来。如果笑出来了，我马上会被揭穿。我不该笑，我应该仿照罗森汉的实验设计，谎称这个小症状。除此之外，其他问题都据实相告。

与罗森汉的实验相比，我这次实验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当年参与实验者都没有任何精神病史，而我的精神病史却相当吓人。我虽然现在一切正常，但数年前却好几次住院治疗。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