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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速度却是不断加快，相形之下，中国自然就显得停滞不前了。中国从古典晚期转变到前现代时期的时间大约是在8　世纪左右，此时唐朝盛极而衰，胡人再次进犯中原，这完全符合朝代循环的规律。不过其中亦有一些更为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后来重塑了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例如，思想界的主流开始弃佛返儒，但由于着重点与原始儒家大不相同，宋朝及宋朝以后的哲学通常被西方学界称为是“新儒学”。中国固有的世俗性传统（这正是东亚文明与南亚、西方在过去1000年中的分水岭）已重新占了上风。此外，随着摒弃外来宗教和面对异族入侵时的节节退败，中国逐渐失去了六朝和盛唐时的世界主义思想和文化宽容态度，代之而起的则是日益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思想。

唐朝在8　世纪时实行两税法，这与当时国内外贸易的飞速发展一道给唐朝带来不同于前代的经济和政治难题，而这些经济变化也促成了社会的剧烈转型。直到初唐时期，统治阶级一向由强有力的贵族（主要是开国功臣）构成，但渐渐地，政权转人到了地主阶级手中。这些人往往都具有商业背景，一般被称为“缙绅”。

士族的没落带来了官僚制度的全面胜利，换句话说，随着科举制度在唐时的完善，贵族社会开始走向消亡。在世袭贵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官僚组织一直到7　世纪都是当时军事化、贵族化帝国的柱石。到了晚唐以后，无论汉胡政权都不乏“马上得天下”的例子，但大多数政权依靠的都是通过个人才干而非凭借门第步入仕途的官吏。这就意味着，到了唐宋时期儒家思想中孕育的平等思想终于获得了承认。这同时也意味着军事政权开始向文人统治过渡。到了宋代，文人治国的思想成为主流，武人则愈来愈不受到重视。

另外一大变化是中国重心的转移。尽管国都出于边防的考虑往往设在北方，但国家经济的中心是在长江下游地区，而这些地区的人也日益把持了文化与政权。同时，中国文化的重心也从乡村转到城市新兴士绅阶级不一定靠田产为生，他们往往在都市中生活并经常与都市或城镇中的官员、商贾交游往来、至于乡间的田产则交给他人去管理。

高雅文化自然也受到这些潮流的影响。这时的学术、文学和艺术更趋成熟、精致，视野大开，作品数量激增。这时的创作和研究大多数仍承袭了前代的传统，但极富创新精神，当时创作的艺术品和文学作品直到今天都代表了最为典型的中国风格。事实上，在晚唐和宋代定型的艺术、文学类型以及社会、政治制度，一直影响着此后1000年的中国。在这个意义上说，8　世纪到13　世纪这个时代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二、晚唐

制度的退化

自然，上述变化是缓慢发生的，有些在晚唐时还只是刚刚起步。玄宗年间（712　一756　年）是中国从古代转向前现代的关键时期，而且显然也是唐由盛到衰这一历史循环的转披点。

玄宗时期唐朝迎来了第二个高峰期，无论在财富、声誉和文化上都超过了100　年前的“贞观之治”。不过，皇室和政府的开支也随之扩大了好几倍，而收入却未曾跟上。整个统治机器开始失灵，就象汉朝一样在赋税和戍防等重大问题上造成混乱。均田制只是延缓了这一衰败过程，然而却无法阻止它的发生。

人口也加快了增长，而皇帝则常常把大量土地和人民赏给臣下（有时一赏就是1500户），这就使得均田制难以维持下去。赋税、徭役和兵役落在数量不断减少的农民头上，而农民的田产则越来越少。当农民实在难堪重负时，他们或者逃离农庄，或者将土地认在一些豪族权贵名下，这样他们只需交纳占收成一半的地租，与朝廷的赋税相比要轻一些。这反过来又更进一步加深了其余农民的负担。

随着均田制的破产，朝廷无法像以前一样收取赋税，因而不得不寻找替代的方法来确保收人，例如大幅度提高地租、加收贸易税、将各家按贫富分为9　等征税等等。不过，这几项措施挽救不了徭役和兵役制度的崩溃。大运河上的谣役人数越来越少；到了723　年，戍卫京师的任务由大约12　万名雇佣兵所接管，戍边的民兵也逐渐转变为职业军人。尽管谣役与兵役以其他各种形式一直沿袭到近代，但其地位却远远不再如7　世纪时那么重要了。

尽管这些变化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货币经济下制度的发展，但它们也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雇工和雇佣兵增加了政府的开支，而职业军人大多为地痞流氓或胡人，他们未必会热忱地保卫国家，而且由于长期服役，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