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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变化的，其实是叙事这个特殊角色。说到底，叙事的过程也是修辞的过程，既是对所叙之事的理解，又是理解的方法和方式，即使作者是《嫉妒》中那个零度情感的叙述人，其立场与态度，也会像“柱子的阴影”一样，不仅能“将露台的西南角分割成相等的两半”，也能如同万花筒般，在读者眼前洒下明暗莫辨的斑斑驳驳。当非“袁可嘉”以确定的、明晰的、单一的、可靠的、僵死的、教条的、非此即彼的甚至蛮横虚妄的叙事去理解所叙之事时，为其服务的方式方法必然百嗓一声，千人一面，万众一心，呆板单调枯燥乏味。这就好比，你是最优秀的美食家或时装设计师，可在*时代以前的中国，十亿人的主食都是窝头，十亿人的时装都是军服，除了果腹与御寒，那简单到极点的吃与穿，又能给你什么灵感呢？“袁可嘉”则不是这样，它食分菜系口味，装讲一款一式，向一切可能存在的叙述途径伸出触角，以求把对所叙之事的理解，强调得比人和大马哈鱼的区别还淋漓尽致。如此一来，怎能不叫某些不甘心当填鸭的读者舒心爽神呢——比如我。

当然了，若你觉得腹果了寒御了就心满意足，就和谐小康了，我也没话可说。但我不是大马哈鱼我是人，我喜欢吃得花样翻新穿得五花八门，当我把读小说和写小说看得与吃穿同等重要时，我愿意让小说对所叙之事的理解也花样翻新五花八门，我尤其愿意，叙事能成为对所叙之事的参与和创造，甚至，叙事就是所叙之事。

文学是座大开心馆，不同的人能在其间找到不同的乐子，如果叙事这件大乐子没被“袁可嘉”演给我看，凭我自己的鼠目寸光，是否能够把它找到，或找到了，敢不敢让它与强大的狄更斯巴尔扎克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比肩而立，还真不敢想象。我记得，早夭的优秀编辑家闻树国说过：如果卡夫卡的小说最初送我审读，我很可能没勇气发它。我认为闻树国的自我判断除了普遍性，还有引申含义：若那样的小说已被人认可，他就敢发。他的意思是，没有鸟就没有飞机，而没有飞机火箭，神舟五号就不存在。是的，这世间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要承认这点，就能看清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并非格林兄弟那个《白雪公主》的敌人，而是姐妹，甚至就是同一个人。但许多东西，理论上承认非常容易，去具体实践中分辨识别，就太难了。不可否认，最初左右我追捧“袁可嘉”的那股热情，主要成分是五分钟热血，我的兴趣所在，也多为形式技巧上的标新立异与猎怪逐奇。怎么说呢，就像一个不成熟的恋爱者，我看重的，只是恋爱对象的身高体重肤色长相。所幸的是，继我与“袁可嘉”“偶然”相遇后，新的“袁可嘉”后续的“袁可嘉”又翩翩而来了，它们犹如天女散花或星火燎原，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浸润着我。通过对它们的多方考量反复省察，我终于获得了透过身高体重肤色长相去关注脾气禀性的能力，也终于明白，我与它们之所以能一拍即合一见钟情，更在于我的生存根脉与美学基点，我的整个世界观，都已“必然”地写在了与它们属于同一系谱的基因图上。也正因为这样，我一直回答不好，是我选择了“袁可嘉”呢，还是“袁可嘉”选择了我？这几乎成了个宗教问题。我只能说：偶然之途，达及必然；必然所成，均赖偶然。

刁斗（4）

在我与“袁可嘉”热恋的同时，有一套“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也正由外国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分头推出，现在仍能见到上海译文社在持续地出它。尽管那里边的有些东西与我口味不合，我买得不全，但它对“袁可嘉”起到了极好的推波助澜作用，把文学那种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与生生不息的传承特点大气磅礴地展示了出来，就像一阵自由的风，平等地吹进每一扇心窗，不管你是托尔斯泰的传人，还是乔伊斯的拥趸。这之后，刘硕良时代的漓江出版社异军突起，“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和设计别致的“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波涌浪迭，刘硕良柳鸣九让我看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一点不无奈，如果我们仍然徒唤无奈，那只能是自己的事。后来的漓江社有点让我失望，能开垦出那么一片肥沃的土地多不容易呀，为什么又撂荒了呢？我不懂出版，此为乱说。

我知道，“袁可嘉”属于小众趣味，即使在精英文化传统未曾受到毁灭性破坏的社会环境里，喁喁私语与踽踽独行也是它的命运常态。可私语与独行，标志的不正是精神自由意志独立吗？一个时代，如果一言堂和齐步走代替了私语与独行，失声和迷途便会野草般蔓延，那时候，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和踏上千万只脚的悲剧，波及的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