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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已不再洋洋洒洒，让我读去不够解渴。接下来，1987年的5月和9月，既无“前言”、“引言”又无附文的第三册上下两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和第二册上下两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我在沈阳又分别买到了。啊，历时三年半，我的“袁可嘉”终于须尾俱全了。这后三册“袁可嘉”，第四册是1985年的初印本，第三册是1984年出版的1987年第二次印刷本，第二册是1981年出版的1986年第三次印刷本。

我时常想，如果这四册七本书是一次性地来到我手的，我的欣喜度与满足感，是不是会打些折扣呢？我说不好，但事实是，它们的到来，就像它们的文本自身那么曲折跌宕，我搜罗它们，如同在领受上天点化我的一个莫测隐喻。我对它们爱不释手，好多年里，我枕旁总有它们中的一本；而对我，它们更是雪中送炭，不仅帮我了解了文学，更帮我了解了世界、社会、人，了解了生死、爱恨、苦乐。尽管直到又过了两年，80年代末了，我借助一些非文学事件，才真正懂得了文学懂得了自己，但我知道，在我“懂”的漫长过程中，不论怎样夸大“袁可嘉”的功绩都不过分。如今，多年过去了，“袁可嘉”所包含的大部分内容我不仅有了，还完整充实了，更有许多未曾镶嵌在它那有限空间里的落英遗珠，也陆续成了我的家私；可“袁可嘉”中，哪怕支离的，破碎的，误译误评的，语焉不详的，甚至个别让我反感的字词语句，我也依然视为宝贝，每每温习别有滋味。

其实，我的阅读从来都杂乱无章随心所欲，“袁可嘉”出现之前如此，“袁可嘉”出现之后的80年代中后期直至整个90年代以及现在，也都一样。我曾集中一两个月的时间，没日没夜地沉浸在金庸梁羽生的世界里大开杀戒；又曾坚持多年地每写完一篇小说，就立即跳进推理侦破的悬疑迷宫中左突右冲。在我的阅读书目中，没有“雅”“俗”之分，在我的阅读目的里，极少“有用”“无用”之别，什么东西好玩开心能刺激我，什么东西就是我的美味佳肴。但回头想想，“袁可嘉”之后，那些被名之为现代派后现代派的外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中文译著，又的确一直是我超越阶段性和类型特点的固定阅读，因为唯有它，能始终如一地向我传递不安输送兴奋。“现代派”的概念算不算科学我说不清楚，借它定义我指称的东西，也不知道是否确切，而且，一般来讲，“现代派”这一收藏夹里的文件往往专属20世纪，顶多前推至波德莱尔，可依我理解，像斯特恩《项迪传》这样18世纪的小说，甚至17世纪的《堂？吉诃德》与16世纪的《巨人传》，不赠它们一顶“现代派”的帽子简直都罪过。所以，我使用所谓现代主义暨现代派这样的名词，取的只是那么个意思。

“袁可嘉”以降的阅读与欣赏，尤其对小说的阅读欣赏，其最大意义，是让我为自己喜欢的那类作品找到了一个共同的主角，一个比“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还典型的主人公：叙事。叙事是对序列事件的再现，作为一套语义系统，它以自身独有的逻辑指向真实。当我被普鲁斯特无事生非的絮絮叨叨搞得如临大敌时，当我踩着科塔萨尔的节拍前后飘忽地“跳房子”时，当我被品钦的“V”戏弄得找不着东南西北时，当我作为剧场里的“观众”被舞台上的汉德克骂得狗血喷头时，我忽然明白了，我何以会对“袁可嘉”情有独钟。原来，在我观察到的真实与想象中的真实之间，是存在着一道晦暗裂隙的，这道裂隙所分割开的，不仅仅是形式美学的技术指标，更是伪与真、表与里、公道与私见、言传与意会，这些艺术道义上的精神参数。前者用实在规定我的视域，只允许我按图索骥，后者则以虚有打通我的直觉，帮助我天马行空。这是叙事向我泄露的天机。捧读一部文学作品，若能超越故事地感受和体验叙事，进而把玩和整合叙事，那才是最有趣、最刺激、最诱人、最奇妙、最最最的，身心享受呀，套用巴思一篇小说的题目就是，它能让人“迷失在开心馆中”——哦，我没说它是能让人“迷失”的唯一享受，我谈的也只是它对我的意义。

刁斗（3）

小说是门叙事的艺术，所有的小说都离不开叙事。从这个角度说，我大惊小怪地声称发现了叙事毫无价值，只相当于发现了人和大马哈鱼的既不同目也不同纲。那我换个角度。我读过的小说，非“袁可嘉”的肯定数倍于“袁可嘉”的，它们不可能没有叙事，可为什么对它们的叙事我视而不见呢？算我眼拙，这我同意。可为什么“袁可嘉”一出现，我又能一搭眼就像找到了组织那样与它不弃不离呢，难道我忽然火眼金睛了？我还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