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3/4 页)

陷身文字狱，乾隆二十年胡中藻亦因文下狱，民间风声鹤唳，只怕因献书而招来杀身之祸。因此，搜书的效果很不理想。到了同年十月十七日，献书者还是不见踪影。乾隆自然十分不快。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乾隆又多次下旨，要求各地多多献书，并且特别强调，即使所献之书中有“忌讳”或“妄诞”的字句，与藏书之人也没有半点干系，不得加罪。至于经手搜书的地方官，更是毫无关碍。绝不藉“访求遗书，而于书中录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何况只是借书抄录，抄录完了之后，仍旧要把原书发还给持有者。这样一种“善诱”之策，果然使许多粗心之“蛇”纷纷出洞。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不管是好书坏书，“浙江江南督抚及两淮盐政等奏到购求呈送之书，已不下四五千种”，其它省份所献之书在数量略有差别，但其献书的劲头却与此无异，真可谓“踊跃奉公”了。

乾隆“引蛇出洞”的第二招，就是适当奖掖，精神激励。在消除献书人后顾之忧的基础上，乾隆还不忘给献书者以适当的精神奖励，提高天下藏书人献书的积极性。这个奖励办法颁布于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主要内容是：凡献书五百到七百种者，朝廷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凡献书一百种以上者，赏《佩文韵府》一部。献书百种以上者，还可从里面挑选一些精品书籍，乾隆亲自在扉页题签，留下墨宝。对乾隆题咏过的书籍，要优先抄录，尽早发还持有人。我们知道，献书之人多为爱书之人，中间多有风雅之士，能得到《古今图书集成》一类的奖励，已是相当不错的事情，且还能得到当时圣上的墨宝，那可是莫大的荣耀了。于是乎，各地献书量又有所增益，仅各地所献书籍，就达万余种之多，足见乾隆“引蛇出洞”招数之高妙。

对于那些藏有“违禁”之书，又不肯出洞之“蛇”，乾隆则采取“威逼”之法。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乾隆就对一位督抚下了这样的谕旨，大意是要该督抚再去向那些已经献了书的藏书家宣示，“如有不应留存之书，即速交出，与收藏之人并无干碍。朕凡事开诚布公，既经明白宣示，岂肯复事吹求？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留存，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亦难辞咎”。这道谕旨绵里藏针，既有娓娓劝诫，又暗含威胁之意。当地官员和藏书之人自然不敢怠慢。之后，乾隆又多次下达类似谕旨，一道紧过一道，即使有侥幸心理的藏书人，也不得不把所藏之书献了出来。

蛇既出洞，书既已献，藏书家就做不得主了。对于其中有“抵触”满清之语的“违碍”之书，本身的命运自然不消言说。据史料记载，在修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惨遭销毁的书籍达三千种以上。更有甚者，书的主人由此罹祸，在新罗织的文字狱里饱受煎熬。江西举人王锡侯因删改《康熙字典》，另刻了一本《字贯》，被认为“大逆不法”、“罪不容诛”，不仅所辑录的书籍全部被销毁，本人及其家属也被发配黑龙江为奴，与此案有关的一些地方官都受到严肃处理，真可谓“出洞之蛇任人打”了。为此，我们在了解《四库全书》作为文化巨献存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一举动后面的故事。正是这些不为我们熟悉的细节，让人体会到历史的残酷性。

“十全”背后非十美

乾隆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一是因为历史教科书对“康乾盛世”的大肆褒扬，二是由于当前《戏说乾隆》、《乾隆微服私访记》这类清宫戏在荧屏上对人们视觉形成的持续冲击。有这两种力量推波助澜，一个人想要低调都难。何况乾隆本来就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对于自己的功劳和业绩，即使别人不吹捧，他自己也会想办法来宣扬。他称颂自己“十全武功”的诗便是这类“颂己”之作的代表。　“十全武功”，不过就是“十场战争”而已。具体为：准噶尔两役、回部一役、金川两役、台湾一役、缅甸一役、安南（越南）一役、廓尔喀（尼泊尔）两役。这十场战争，有胜有负，都打得艰苦卓绝。乾隆老夫子为夸耀自己的丰功伟绩，专门为每场战争各写了一首诗，后来结集成《御制十全诗文集》。

我们知道，大凡喜欢夸耀自己的人，往往是底气不足者。其所讲述的事情，也往往名不符实。乾隆把自己任内发生的十场战争夸耀成　“十全武功”，作为皇帝老子的“金口玉言”，当时自然没人敢反驳。但岁月流转，时过境迁，随着皇帝老子威严的逐渐消失，对于“十全”武功的评价便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在各种史料中都可找到，近人孟森在他的《清史讲义》如此评价：“高宗（乾隆）于新疆定后，志得意满，晚更髦荒。……自此以前，可言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