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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惑，很多读书人缺乏免疫力。有了这个心理基础，要达成康熙“笼络人心”的宏愿就要容易得多。你既然要功名，就给你功名嘛。堂堂一个大清帝国，给几个优秀的读书人一顶官帽，那不是容易的事吗？

于是，在正常的科举考试之外，这一年增设了“博学鸿词”科。这次开科，与往常的考试不同。平日的科举考试，是经过层层选拔，从普通读书人中选出佼佼者。这次考试，来的却不是普通的读书人。史料记载，参加这次考试者，都要由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在外总督、巡抚等大吏等省级干部先行荐举，然后汇集京城，统一进行殿廷考试。可以看出，有资格参加这次考试的人，肯定是当地名动一方的名士，有着过人的才能。——这样的人自然不会太多。参加这次考试者，最终符合条件的只有154个，朝廷从中录取了50个。据传，当时除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拒不接受荐举外，其他如朱彝尊、汪琬、毛奇龄、施润章等都应选录取，入翰林院纂修《明史》。也就是说，凡有文名者，基本上都被康熙笼入门下。

康熙帝是聪明的。稳定天下，首要的是稳住读书人之心。因为，在政治上最喜欢持异见者，大多是喜欢思考的文人，把文人的嘴封住了，实际上也就封住了大片的舆论。可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你皇帝有你皇帝的想法，我读书人有我读书人的“小九九”。刚刚从明朝转换到清朝，如何认同清朝这个问题，时时是横亘在读书人心中的一道硬坎，有些人迈过去了，有些人左右徘徊，有些人却始终采取了抵触的态度。在气节与功名前面，读书人的心态又是何等复杂啊。这次考试，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决绝型。如顾炎武，顾氏以明朝遗民自况，多次参与抗清斗争，誓不与清朝合作，要他参加科考，自然是严辞拒绝了。又如傅山（即傅青主），他誓死不愿应召，被地方官强迫抬至京师，也是装病强辞不就，康熙迫不得已，下诏免试，给了他一个“内阁中书”的官，可他也不谢恩，表现出一种抵抗到底的态度。

第二种是徘徊型。最典型的是朱彝尊。作为一个读书人，他怀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梦想；作为明朝遗民，民族精神的薰染又时时教育他不要与清朝合作。可这一年，他都五十二岁了，再不应试，就意味着可能失去人生最后辉煌的机会。他是矛盾的。在入京赴试的时候，他携带了一本《乐府补题》。这本书反映了宋末遗民怀念故国之心境。在清朝初定天下之际，把这样一本书放在身边，多少表现了一种怀念旧朝的心态。但他还是参加了考试。对这样的人是应该重视的。康熙把朱彝尊被放在一等录取，给了他隆重的礼遇。这种知遇之恩，如何不叫他感动，他又怎能再徘徊？

第三种是主动迎合型。不能说这样的人没有民族气节，清朝已得天下是当时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不识时务地与之抗拒，还是利用自己的才能在其中谋得一席之地？许多人主动选择了后者。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主动参与客观上改变了官场的结构，提升了整个官场的文化素质。

我们常喜欢用“文治武功”来评价一个朝代。康熙一朝的武功自不必说，“文治”倒是在这一年才放出点光彩。这次考试，一方面，重拾了天下读书人的信心，使他们主动融入到当局的政治建设中，夯实了统治的基础。另一方面，这次考试选拔了一批优秀的读书人，让他们参与《明史》撰修，确保了这部史书的质量，——这实在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乾隆的引蛇出洞术

《四库全书》的编纂，无疑是中国文化事业的一大巨献。乾隆牵头把这件事情做起来，费时之长，耗资之巨，确实是功不可没。功劳归功劳，在修纂《四库全书》这件事情上，乾隆还是包藏了一点私心的。这个私心，说到底就是想清除不符合满清意识形态要求的思想，消除文化界的杂音，具体来讲，就是把那些掺杂了“反清”意识的书销毁。在这件事情上，乾隆充分展示了作为统治者的权变之术。他利用修纂《四库全书》的良机，采取“引蛇出洞”的战术，让那些“蛇”主动地游走出来，然后一个个打死，最终达到了清除“不良思想”的预期目的。

乾隆“引蛇出洞”的第一招，就是循循善诱，广而告之。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诏谕天下，要求搜访群书，以备修纂《四库全书》之需。但由于当时对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内容、体例等都没有考虑得十分成熟，这个诏书下得非常笼统，只是说了一些原则性的话，致使各地对搜求什么样的书并不十分明了。同时，由于当时因文获罪的事情时有所闻，如雍正朝的查嗣庭、吕留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