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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戊戌政变后，光绪帝悔恨交加，恨不能生啖袁世凯之肉，在瀛台软禁期间，传说终日无事，就在纸上写满“袁世凯”几个字，然后把纸片撕成粉碎，表示碎尸万段之意，光绪帝最后郁郁而终，可谓不得善终，始作俑者，即是袁大头。

载沣是载湉的亲弟弟，他亲政期间，本来要杀掉袁世凯报仇，但现实却太不允许了。一者袁世凯已坐大，二则张之洞以老迈之身跪下来说，国家大敌当前不宜动刀兵。

*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大为恼怒，质问南方代表：“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为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亦取消？”并通过唐绍仪向南方方面探询，假如清帝退位孙中山让位“有何把握”？显然他的个人进退远在社稷民生之上。

到了1913年春，邹鲁回到广州，预备北上出席国会。当时舆论，都不满袁世凯没有经过临时参议会议决，而直接命令通过的官制官规。有人主张弹劾，有人主张国会移到南京开会。

一般人总还是对袁世凯抱有期望，以为他是治世的能臣，就像中山让位给他时所说的，有十年的期许。

那时中山先生在日本，而陈其美、宋教仁、黄兴、唐绍仪都在上海。邹鲁到了上海，常常和他们讨论国民党将在国会里面采取的政治方针。大体决定后，方始北上。宋教仁受中山先生命令，到北京主持党务。本来宋、邹要同行，而邹鲁想先在莫愁湖边墓地凭吊北伐阵亡将士，他先一天到南京，约定次日在浦口车站相会。

3月21日凌晨，邹鲁在浦口车站等候宋先生，直到火车要开的时候，还不见宋先生身影。一个招待员仓皇跑来对他说，宋先生在沪宁车站遇刺了！仿佛晴天霹雳，邹鲁叫苦不迭。宋先生致力于政党政治最力，强调内阁必须有政党组织，如此一来袁世凯任用私人的机会就阻断了。所以，他看到国会里面国民党占尽优势，他的妒忌叫他似要发疯。邹鲁说，政治竞争，不树堂堂之旗，而用卑鄙龌龊的手段，这种恶例一开，中国政治，将至不可收拾了。

袁世凯前些年大搞预备立宪，组织人马，提交议案，高调发声。他的宪政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对此国贼，非加以*不可了！

袁世凯当年也上过关于宪政的条陈，那纯出于个人算计。当他称帝后，民国护法军政府*他的檄文中，列举其二十大罪状。涉及破坏宪政的就有：当第一次内阁总理辞后，他即唆使军警威逼议员，公然向国人示威，开武力政治之恶例；*政治，三权分立，为最基本的要义。可是袁世凯因恢复旧制度要向各种马仔施以恩惠，所以对于议院，他就用命令方式使其做这做那，议院作用，化为乌有……所以在军政府第二军秘书长钟动先撰写的檄文中，说袁世凯的丑行毒祸，而令“我名公先德，皆为其践淫；白璧黄金，渲其瑕秽。此尤我元戎巨帅，良将劲卒，硕士伟人所同羞共愤，深恶痛绝，而不能曲为之囿也”。

此篇檄文，文笔雄健，迂回而波澜迭起，开头形容袁世凯的个性材质，大有烛照燃犀之效，“国贼袁世凯，粗质曲材，赋性奸黠，少年放僻，失养正于童蒙；早岁狂游，习鸡鸣于燕市。借其鸣吠之长，遂入高门之窦……”

现在也有史家或以为袁氏聪明过人，抑或老奸巨猾，实则根本上看来，此公智商终属下下之驷。同盟会人物尝有评价其失着者，以为，当其为北洋大臣的时候，有人向他灌输帝王思想，不料此公叫嚣：“不敢领教！不敢领教。”好像他自己豪奴当惯了，根本不考虑反抗清廷，自己走向帝位。到了民国肇建，他反而要公然称帝了。实则当其在晚清最后十来年中，若下手夺取天下于清廷之手，国人可能会谅解他甚至支持他，可是这个憨包，偏要将帝位笼罩在已经建立的民国头上，这不是白痴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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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徘徊终于拖延（1）

慈禧于1901年底在西安诏议变法，实因西窜过程中，大跌面子。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后合上三疏，譬如建议设立文武学堂、停罢武科，奖励游学，以及崇尚节俭，打破常格，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去书吏、去差役、裁绿营、简文法等等。其所陈述，剀切详细，然就各条细观，究属卑卑无甚高论。所谓变法，竟在义和团义理及康梁维新之间徘徊折中。张、刘负有一时之人望，而如鸦片之病国害民，亦因税收关系，未敢急议禁绝。官收洋药也为变法之一要目，其识见与魄力，则远在维新人士之下矣。

1907年，清廷将前年设的政治宪察馆改为宪政编查馆，派杨度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