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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4］有些地区，儿童也参加商业活动。如江南旧历十二月二十四日，是传统的祭灶日，“小儿持纸画灶神像，叫卖于市，言其去旧更新也”。［5］有人曾概述江南及北京的经商之风谓：“吴中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若京师官店六郭，开行债典，兴贩盐酤，其术倍克于齐民。”［6］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全国商品意识活跃的缩影。世风熏陶所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大为增强。时人曾慨乎言之：“世人遇一物辄曰：有便宜否？里中沈生曰：汝家要便宜，却不顾这人失便宜。”［7］

明朝几乎与历代王朝一样，及至中叶，随着经济繁荣，封建特权加大，达官、富室的消费欲日趋膨胀，消费幅度惊人地增长，对于商品的追求，出现高、精、尖的趋向。江南园林的勃兴，不知耗费了多少钱财！［8］松江的朱文石不惜“用冬米百担买何柘湖峰石一座，名青锦屏，四面玲珑……移置文园，特建青锦亭玩之”。［9］区区纸扇，到了明朝人手中，“皆尚金扇”。［10］当然，这也是大体而言。时人载谓：“今日本国所用乌木柄泥金面者颇精丽，亦本朝始通中华，此其贡物中之一也。”制扇名手“近年则有沈少楼、柳玉台，价遂至一金，而蒋苏台同时，尤称绝技，一柄至直三四金，冶儿争购，如大骨董”。［11］所用“便面”，也极考究。王燧的《海棠便面》诗谓：“彩毫香染墨淋漓，写得东风玉一枝。不似洛阳花谱见，香红新雨湿胭脂。”［12］当然，这些比起富豪们所玩的古董，又可谓小焉矣哉。沈德潜述“时玩”谓：“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橐相酬，真赝不可复辨。”［13］市场上对花卉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在北京，即使隆冬天气，花匠在地窖温室中，用特殊技术，培植出四时鲜花，投入市场。两广的奇花异草也传至北京，如蛱蝶菊、红水仙、番兰、番柿等，并被移植宫内。时人有诗谓：“异卉传来自粤中，内官宣索种离宫。春风香艳知多少，一树番兰分外红。”［14］而花铺中供应的象生花，更是巧夺天工，给人们带来春意融融。陈铎的小曲《小桃红？花铺》，生动地刻画了此情此景：“象生妙手本行家，妆点春无价。蜂蝶相看索惊讶，会缠扎。铺绒蘸蜡工夫大，海棠非假；蔷薇不亚，幻出四时花。”［15］精细器皿及微雕作品的风行，典型地反映了明朝上层人士商品消费中对精、尖的刻意追求。晚明名士袁中郎曾专论《时尚》谓：“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士大夫宝玩欣赏，与诗画并重……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吴人。瓦瓶如龚春、时大彬，价至两三千钱，龚春尤称难得，黄质而腻，光华若玉。铜炉称胡四，苏松人有多铸者，皆不能及。扇画称何得之，锡器称赵良璧，一瓶可值千钱，敲之作金石声，一时好事家争购之，如恐不及。”［16］微雕作品更使人拍案称奇，叹为观止。如无锡某工匠用仅有龙眼大的象牙雕成葫芦状，“中藏杂器数十事，皆象齿所造，微细不可数，用黑角小盘一枚，如当三钱大，然后倾葫芦中物不内，则黑白分明，盘上有字曰某年某月某人造……中有浮图一，长如粒米，亦有七级，每级就上斫一环，束之一水桶上，有连环作铁索状，每环圜转相交，如麻粒大。其他如剪刀、琵琶、烛台、镜奁、炉瓶之类，悉如麻粒，而规制俨然。人玩时鼻息稍粗，则触而飞起。”［17］又如天启时常熟的“奇巧人曰王叔远，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他刻的描绘苏东坡游赤壁的核舟，因魏学洢的名篇《核舟记》而名播千古。［18］还有人用桃核制成桃坠，居然在上面刻了众多的人物、风景。计有：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宫室器具凡九，城一，楼一，招提一，浮屠一，阁一，炉灶一，钟鼓各一。风景七处：山水林木滩石四，星月灯火三，而人事如传更、报晓、候门、夜归、隐几、煎茶，统为六。“各殊致殊意，且并其愁苦寒惧疑思诸态，俱一一肖之。”［19］另外，有人曾得到用山核桃制成的念珠一百零八枚，圆如小。樱桃，刻罗汉三四尊，或五六尊，立者、坐者、课经者、荷杖者、定于龛中者、荫树趺坐而说法者。环坐指画论议者、袒跣曲拳和南者、面前趋而后侍者，合计之为数500。蒲团竹笠、茶奁荷策、瓶钵经卷毕具。又有云龙风虎、狮象鸟兽、獍猊猿猱错杂其间。尤令人称奇的是，所刻罗汉虽仅如一粟，但梵相奇古，或衣文织绮绣，或衣袈裟，神情风致，各萧散于松柏岩石之间，真乃艺术品之最，据载，“吴中业此者，研思殚精，积八九年，及其成，仅能易半岁之粟，八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