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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6　月递交了辞呈。此后的内阁就只向总统一人负责，而不是以前那样向议会负责了。为了避免与革命党人关系破裂，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和黄兴赴京就职。黄兴在北京住了差不多有一个月。袁世凯经常与两人会面，表示赞同两人的主张，甚至任命孙中山为铁路总长，主持一项规模宏大的全国铁路系统建设。这一切当然只是纸上谈兵。这些年长的革命领导人不谙权术，甚至没有能力提出实行党派政治的要求。他们关于党派政治的观念相当模糊，目的不明确且意见相左；而党派政治作为一种政体在中国政坛上仍未经过试验。实际上政治党派此时不过刚从传统中脱胎，开始成形而已。

一种是士大夫阶层的党政传统，如康有为的“自强社”和其他一些1895　年之后形成的政治研究组织。这一度有助于全国范围的宪政运动，在此时的1912　年5　月借“共和党”的名义出现，其成员大多支持袁世凯政府。当梁启超从日本归国，受到英雄般的接待之后，他组建了一个“民主党”，并于1913　年5　月将所有共和党人、民主党人以及其他一些派别合并起来，成立了一个“进步党”。这个党派大体上仍然支持政府。另一个传统来自于秘密会党，革命者曾仿此建立秘密政党。许多政治集团是两种传统兼而有之，而且有些政客同时属于几个党派。没有哪个党派的性质超出了由上层社会出身的个人的杂凑，这些人往往因私人关系或共同的背景拉扯到一起，他们缺乏可靠的选区支持者、政治地位及从政经验。简言之，日本在19　世纪70　年代开始采用的政治联盟和制造舆论争取选民的西方政治方式，此时中国刚刚起步。现在来讨论政党政策的实质性问题还为时过早，因为即使是政党本身在整个体制中的角色也还是一个不甚明了的问题。

与西方传统上以法律为至上权威、以分权政治为治国中心法则不同，中国君主历来将所有国家权力集于一身。袁世凯已经取得了对内阁和政府文职机构的控制，又要把触角伸向各省的军事长宫。肩负如许沉重的个人职责，不论从传统上还是经验上来看，他都没有任何准备面对一个忠于中华民国更高利益、但可能攻击他政策并危及其个人权力的“忠实反对党”。然而这却正是西方模式的代议制政府的要求。看起来此时建立一个由反对派主导的议会方案是可行的；于是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这一个新阶段的权力斗争是由宋教仁领导的。这时的宋教仁是革命党人中位居孙中山和黄兴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他于1912　年8　月说服了四个小政治派别和同盟会联合，组成一个公开的党派“国民党”。在一场以各省为基础、对选民限制极严的间接选举导致的全国大选中，国民党到1913　年2　月为止在国会两院取得了压倒性多数。利用这种形势，宋教仁在华中举行了大规模的竞选活动，批评政府并要求由国民党来控制内阁，尽管袁世凯仍应留任总统一职。

这是中国议会民主制发展的一个高潮，但是宋教仁宣布参加竞选的结局极大地挫败了这一很有前途的发展。根据上海混合法庭事后作的详细纪录，袁世凯雇用刺客于1913　年3　月加日在上海火车站枪杀了未满31　岁的宋教仁。袁世凯事后暂时用编造的谎言混淆视听，指责黄兴派人刺杀了宋教仁。此前暗杀是在野反清革命党人的武器，但是临时袁世凯大总统却发掘出它对于当权者的潜在用途，因为在此之前已有不少亲革命党将领被暗杀或处决。暗杀宋教仁的战略意义在于提出了一个原则，即“执政者高于法律”，并向世人展示了一种战术，即“要最有效地阻遏反对派运动，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消灭它的领导人物”。这一套伎俩从此被用来扼杀中国的民主力量。

此时反袁情绪高涨。因为袁世凯不惜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从帝国主义列强那里换取金钱支持及对其政府的承认。在国内镇压政党政治的同时，他好像在把中国国库的收入支付给外国人。他的财政吃紧。尽管现在他能用个人力量节制指挥大部分军队的各省军事长官，但是在增加流向北京国库的土地税和其他一些少得可怜的收人方面，曾经统帅这些将领的他并不比前任更显得有才能。1911　年4　月满清政府以“币制改革和满洲实业建设”为名向英、法、德、美四大国银行组织破釜沉舟地借款上（众〕　万英镑，使本已濒临破产的财政变得越发不可收拾。日本和俄国银行于1912　年6　月又加入这个财团，四大国银行团成了六国银行团。袁世凯很早就开始寻求大规模外国贷款，但六国财团一方面申明自已实际上有垄断向中国贷款的实力，一方面要求袁世凯以盐税作抵押，并且必须通过由一个中外双方共同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