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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地温和。它同时也极不彻底，因为它只有一个非常消极的主要目标，即推翻清朝的统治。但在几个实际问题上革命者和各省份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一致：首先，各省必须在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第二，只有统一的中国才能遏制来自外国（很可能是日本）的干涉；第三，袁世凯是当时惟一具有足够经验、能力和背景领导一个新政府的人。到12　月底时，孙中山、黄兴和其他革命者们达成了共识，认为袁世凯是中国避免内战、混乱和外国于涉的惟一希望。而袁世凯这方面，在对他忠心耿耿的将领们的支持下，高踞于左右逢源的地位，在各个层面上既明且暗地一边与清廷要价，一边又同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党人谈判，最终达成了总体解决方案：1912　年2　月12　日，极概中的宣统帝（以后被称为“溥仪”）　“顺天意，应民心”地宣布退位，清王朝至此寿终正寝，古老的中华帝国和它的君主政体亦随之消亡。孙中山于是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袁世凯被南京临时政府选为孙中山的继任者。但是北京的一场兵变（禄步仓之变）为袁世凯提供了借口而留在故都以免去南下的麻烦。3　月10　日他在北京宣誓就职，在一部临时宪法的范围内行使职权，直到议会被选出、一个合于宪法要求的完备政府成立为止。

袁世凯大总统后来“背叛”了选举了他的革命党人，止如他已经背叛了在危难之际任命他为总理大臣的清廷一样。但是1912　年的中国社会群龙无首，全国找不出一位“真命天子”来承担社翟重任。在这场空前的政治危机中，满洲人本来可以拒绝金钱收买而诉诸武力，北方本来可以被用来对抗南京政权，而不久之后就变得默武成性的日本人本来也完全可以抓住这一机会。但正如后来形势所证明的一样，袁世凯有足够的手段驱逐满洲人、赢得外国的承认并欺骗革命党人，从而在危局中把政府维持下来。日本人由于内部意见分歧，始终无法在采取积极对外政策上取得一致。英国要求中国保持统一。孙中山和他的共和派同志们，一来无军队，二来得不到各省民众的广泛支持，虽然深知中国必须有强有力的统一政府，但他们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当各种各样充满爱国激情的大众都希望建立一种强人政权的时候，袁世凯作为惟一的候选人出现了。

这样，当从远古就有的中国君主制被废除时，一位拥有实力者的出现为这一剧变提供了缓冲。但是中国的政治生活一旦失去了天子的存在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因为此时的国家首脑已经得不到传统礼教对至高权威持有者的认可了。尽管和西方的神权政治不同，中国统治者历来无庸置疑地高置于万民之上；而袁世凯不是这样的一位统治者。这样，一方面失去了传统上对最高统治者权力的认可方式，另一方面新的近代权力认可习惯尚未形成，袁世凯及以后军阀这些古代天子的继承人，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武力维持其权威。当一些新的认可习惯建立起来后，人们发现他们并不是当年革命党人印象中的英美式政府。这样，1911　年的革命标志着在这个世界上具有最悠久政治史的国度中一场迟到的中央权力的危机开始了。

中华民国陷入军阔混战

到了1912　年，在此之前就已经像海啸一样席卷了全世界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巨大近代化转变，开始将中国文明碾为童粉。那些从当时起经历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时代的中国人经受了每一个层面上个体或是公众、实践上或是理论上的大混乱。没有任何一处地方对一种新秩序、一种民族力量的复兴和国民生活重塑的探索寻求，比在中国受到更长时期的拖延和更多的挫折了。

新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接管了己经不复存在的清帝主要行政职能后，很快就卷人一场与革命党领导人的权力之争。从1912　年到1916　年，他使用了贿赂、军事力量、暗杀等各种伎俩，胁持国会，肆意篡改宪法，最后用尽心机企图恢复帝制。他所有这些举措都给自己打上了独夫民贼的烙印。

1912　年3　月，袁世凯依照共和政体的要求，任命自己的亲信唐绍仪为总理，责成他组织一个10　人内阁。唐绍仪早先曾留美就读于康涅狄格州。这个内阁中有4　位同盟会会员，湖南人宋教仁即为其中之一。他是黄兴的亲密战友和临时约法的主要起草人。这部约法划分了总统和议会的各自权限，所以不久就出现了关于应该由谁来控制内阁及其行政权限的争执。唐绍仪总理没有听命于自己的政党，也没有背景和自己的财政预算资金，甚至不能控制内阁中各部的部长。当他看到袁世凯不想让他管理内阁，他和其他4　位同盟会会员在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