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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触怒汉武帝而系狱受了腐刑。

司马迁不但为后世史书的体例，而且为史书的风格与学术思路创立了典范。他直笔实录，不虚美，不隐恶，《　史记》　一书中引用了大量前代文献中的原文。《　史记》　成为后世中国史书的典范，西方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才达到这个水平。

司马迁试图写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书，这一点他确实做到了。《　史记》　一书分130　卷，共70　余万字。由于文言以简洁见长，所以《　史记》　的容量差不多是原书的10　倍。头12　卷为“本纪”，记叙上古至汉武帝历代帝王，接下来是10　卷记叙12　诸侯、六国及汉代将相名臣的“表”。其次是专论八卷，如《　礼书》　、《　乐书》　、《　历书》　、《　天官书》　、《　河渠书》　、《　平准书》　等。再次30　卷为周代诸侯世家，最后70　卷为人物列传。

后世的许多史家都沿袭了司马迁的体例。班固（公元犯一92　年）与其父妹协力完成的《　汉书》　，共100　篇，体例稍异，主要因为这是一部断代史，故不设“世家”。另外班固还增加了不少有关文学、地理方面的论文。《　汉书》　成为后代断代史写作的典范。中国的官修正史卷性浩繁，在中华民国的总统于1924　年接受了《　新元史》　后，共有25　部之多。

儒家思想的胜利

汉武帝几乎和秦始皇一样信奉法家思想，不过据说在其统治时期他实行了“罢默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其实儒家思想取得胜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两汉400余年，它渐渐由孔孟时期的原始儒学衍化为掺杂了诸子思想和古代迷信的庞杂思想体系。不过，尽管汉代的学术风气不拘一格，兼容并蓄，学者还是渐渐自动阪依了儒家思想。这可能是因为儒家思想主要是一种文人士大夫哲学的缘故吧。“儒”的意义正是“习文”或“柔顺”。一与其说儒家思想征服了汉代学者，不如讲是汉代学者改造了儒家思想。

同时，这些皈依了儒家的学者却逐渐被吸收进了汉初的法家政权。汉高祖本人不学无术，但他发现“治天下”必须依靠文人，他的继任者甚至还通过考核来遴选合格的知识分子人才为政府服务。到了汉武帝时期，儒家在朝中已有足够的力量来促使武帝罢斥法家学者了。当时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公孙弘（公元前200一121　年）及稍后的董仲舒。两人都以卜兆、解释微言大义的《　春秋》　而有名于世。至于董氏创立的天人感应及俄纬之学，离孔孟之道已经很远了。

公元前136　年汉武帝在朝中设“五经博士”，公元前124　年又指派了50　名官宦子弟向他们求学，从而开创了“太学”。据说到了公元前1　世纪下半叶，在太学学习的人数有3000人之众。到公元1　世纪，每年有100　人通过官方举行的考试后到政府各部门工作。这样，从武帝之时起国家按照儒家教育方式培养了一大批中下级官吏。

儒家的礼仪教条逐渐成为官方的法律，这与原始儒家鼓吹的以礼仪代替法律的初衷颇有不同。儒家思想也渐渐成为当时的官方哲学。公元前51　年皇帝亲自主持了几次大型儒家学术讨论。公元79　年又举行了白虎观会议以校定《　五经》　真义。公元175　年政府将钦定的《　五经》　勒石立于都门。在稍早的公元58　年朝廷还规定库序祭祀孔子。

以法家政权而尊崇儒术，这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一种奇特的现象，不过这却有助于解释为何中国的皇权能比其他国家维持得更久。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信奉法家的开国之君治国时需要文人来辅佐，与之确认，朝廷也为之建立了集责任与荣誉于一身的职位：。　结果，士人成为国家的支柱而不是反对者。更重要的是，这有助于科举制度的产生。简言之，当时中国已开始形成一套以业绩考核为基础的近代公务员制度。西方采取这种制度部分也是受到中国的启发，但时间却比中国晚了2000年左右。

很幸运，儒家传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主要精神力量。尽管汉代儒术是一种奇特的思想大杂烩，孔子的伦理观念还是逐渐从汉初学者的调和思想中再度脱颖而出这样，秦朝在法家学说上建立起来的尤情的专制思想，渐渐就被儒家的伦理价值观所取代了。这种法家帝国与儒术统治之间的平衡再次证明鼓吹二元对在互补的“阴阳”观是多么有用。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看似势不两立，但前者为后者创造了一个适合发展的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后者亦使法家的帝国稳如磐石。

四、王朝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