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部分(第3/4 页)

、章帝时期。作有五言《咏史》诗：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此诗歌咏西汉文帝时少女缇萦上书救父的故事。语言比较质朴，但叙述还是很简洁的。诗中引进了冷静的理智成分，表现出文人诗的一种特点，在这方面对后来诗歌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由于班婕妤的身份比较特别，《怨歌行》又是模拟乐府民歌之作，所以可以认为，班固的《咏史》诗是现存的第一首文人五言诗。它标志着五言诗体正式登上了文人的诗坛，开始全面取代楚歌的地位，在文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后代很盛行的“咏史”题材，也以此为起点。

西汉后期的七言诗没有留下完整的作品。但是，《文选》注引刘向的《七言》诗，尚有六句，据所写内容和用韵情况大体可以推断：这六句当出于一首，诗型当是完整的七言，不带杂言和楚歌句式，基本上是每句用韵。其内容亦有新颖之处。如“朅来归耕永自疏”、“结构野草起屋庐”、“宴处从容观诗书”、“山鸟群鸣我心怀”，写隐居的日常生活和闲逸心情，这是以前和同时代的诗歌中所没有的，而在魏晋以后的诗歌中成为重要题材，也值得注意。东汉前期，据《后汉书》载，杜笃有《七言》，东平王刘苍有《七言别字诗集》，作品无存。另外，《古文苑》所载班固的《竹扇赋》，由二句一转韵的十二句七言句构成，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一首完整的准七言诗。综合以上情况，大致可以这样说：在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七言诗虽仍不兴盛，但一直有若干作者在写作，其形式也正在消除楚辞、楚歌的痕迹，向整齐的七言诗型发展。

附带地说一下楚歌的情况。在本时期中，楚歌的创作已显然式微。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汉后期，有息夫躬的《绝命辞》。息夫躬于哀帝时入仕，“数危言高论，自恐遭害”（《汉书》本传），因作此诗，后果然死于狱中。诗中抒发了在黑暗的政治中所感受到的极大痛苦和绝望的心情。“玄云泱郁将安归兮，鹰隼横厉鸾徘徊兮”，此类悲愤激切的诗句，在当时可算是特异的存在。东汉前期梁鸿的《五噫歌》，则是一首大胆批判现实的优秀作品。梁鸿（约２５—约１０４）字伯鸾，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初的隐士。他在一次经过京师时作了这首诗：

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诗歌通过宫室崔嵬的帝京与劬劳未央的人民的鲜明对比，直接对帝王提出指斥。诗中很特别地连用五个感叹词“噫”句，表现了强烈的愤慨。在文人一片歌功颂德声中，写这样的诗也是需要勇气的。

第二节　辞赋的新特点和新题材

辞赋一直是汉代文人创作的主流，在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依然保持了前一阶段以来旺盛的势头，产生了大量作品。虽然总的成就不如前一阶段，但各方面的情况都有所变化，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的特点和新的题材。

西汉后期最著名的赋家是扬雄。扬雄（前５３—１８）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是继司马相如和王褒之后蜀地出身的又一位杰出文人。他的赋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十二篇，今存《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反离骚》、《解嘲》、《解难》七篇，及《蜀都赋》、《太玄赋》、《逐贫赋》等几篇残文。他对同乡前辈司马相如宏博绝丽的赋非常倾慕，所作以模拟为主。《甘泉》、《河东》、《长杨》、《羽猎》四赋，是他的代表作，是模拟《子虚》、《上林》的。但虽是模拟，仍显示了相当高的才华。他的赋不但有司马相如式的宏伟气魄，而且更注意锤炼语言。如“碎轒辒、破穹庐、脑沙漠、髓余吾”（《长杨赋》），这种短促强劲的句子显得很特别，同时又杂以气势道劲的长句，总体上显示出瑰丽奇谲的风格。故向来以“扬、马”并称。赋的形式也有些变化。《甘泉赋》和《河东赋》都以简洁的叙述开头，不用主客对话的陈套。

扬雄晚年改变了对赋的看法，认为赋“劝百讽一”、“劝而不止”，本质上不符合儒家教义。因此转向学术性的著述，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这一转变，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儒家思想统治的深化。

西汉后期还出现了一位女性辞赋家，就是班婕妤。《汉书·王褒传》载：“太子（即汉元帝）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