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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商代文字主要保存在“龙骨”上。所谓“龙骨”，其实是龟甲、牛肩脚骨等扁平骨片。这些甲骨和在龙山文化时期一样，用于预测吉凶，所以往往又称为“卜骨”，这种预测方法亦称为古卜。其具体操作方法，是先在甲骨一侧钻一槽纹并进行加热，然后观察由此产生的裂纹，以此来判断神意的赞同与否。

这些甲骨1　/　10　以上刻有卜间之辞，有些还记载着古卜之事的最终结果二卜问的范围甚广，往往涉及献祭、天气、收成、战争、狩猎、祖先的拓助或降灾及下旬（类似星期）的命运。当时的大臣可能都兼任卜师，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古卜活动在当时是何等隆重了）献祭也极其重要，通常使用动物，但有时也用酒（为一种麦酒），献祭时以酒洒地而成礼。献祭对象包括自然界的各大神灵及“帝”或“上帝”，后者可能就是殷商人的初祖

商代的国家与社会

商代经济以农业为主，此外也饲养牛羊；。但殷商人似乎已经像后来的中国人那样讨厌动物奶和奶制品了。由于青铜物稀价昂，农具一般为木制或石制，：南方的文贝作为一种原始货币而得到使用，这一点从今天表示财富、贸易的字多有“贝”旁可以看出二玉石非常宝贵，在以后的年代咀也一直受到中国人的珍视。商王多为兄弟相及（13　例），父子相传者较少（7　例）、商朝先后有多个国都，郑州与安阳附近的遗址尤疑是其中的两个，商王统治的范围有多大尚不清楚。从黄河东转处到山东中部的大片地区［都分布有商代文化遗迹，但其中不少地区只是商朝臣子的封地甚至是敌国的领土，因此商王治下的地仄可能只是不大的一块领土。当时商王频频出征，与邻国或入侵的游牧民族作战以保巨和打一张领土。

但另一方面商朝又强大得足以派遣出3000　至5000　人的军队，而郑州和安阳的商都遗址亦十分恢弘。其建筑风格与今天几无二致；与古代西方的石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殿顶有梁柱支撑，夯土（后为砖石）制的墙壁只是用于装饰而非出于建筑的考虑。柱子有石基，其下为夯土建成的平台。就和今天大多数的华北建筑一样，商朝的官室无不坐北朝南而建。

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商代平民百姓的房屋和新石器时代的人一样为粗陋的穴居。安阳附近巍峨壮观的商王陵寝也说明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贫富差距，王陵为大型地穴，深达43　英尺，占地5000平方英尺，中间实以夯土，通常还有为死者陪葬的大量器具和珍宝。另外在墓址中还发现了战车，这表明商朝也属于战车文化，这种文化在公元前1500　年左右，大兴于从希腊到中国的各文明古国。

陪葬商王的还有许多贵族或随从以及各种人殉，通常一次有几十甚至几百号人陪葬一。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商朝属于奴隶社会。不管怎样，当时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商王先祖可能只是沟通神人的祭司，但经过大约500　年后逐渐发展为拥有崇高威权的君主。这样看来，中国建立并接受大一统国家的传统便可以上溯到极古的时代。

权力模式的起源

中国上古政治集权的模式是如何产生的，各种有趣的理论给予了不同的解答。商朝统治者很有可能是通过垄断青铜冶炼技术、青铜武器和车马而攫取权力的，但可能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国的家庭模式很容易产生专制主义、另外，中国人经常需要团结起来抵抗游牧民族的入侵―　如长城即表明厂这一点―　这可能也促进了大一统专制国家的发展。有些学者指出，为了治理黄河，修建排水和灌溉系统，需要大量人力的协作，这也是中国产生集权政体的一个原因。为完成上述工作，必须有少数人来指挥、协调大众。有人认为，只要有大规模治水工程的需要，就会产生像古埃及和两河流域那样的独裁政体，或日“东方型”社会，即专制统治者高高在上，通过官僚阶级来统治众多的农业人口。

大禹（夏朝的建立者）治水的神话与这一理论恰好吻合，而协力治水确实发生在中国产生第一个帝国的前夜。但实际上专制政体是在商后的l000年中建立起来的，那时的农业生产更依赖于雨水而非灌溉。因此所谓“治水”理论仍难以解释商朝大一统集权政体的产生，尽管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种权力模式在后世一直延续下去并得到了加强。

五、西周

周朝

周族约在公元前1050　年灭掉了商朝，在此之前他们居住在黄河大转弯的渭河流域。他们的都城在今天西安市附近。尽管周人是农业民族，他们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