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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防止中国政府犹豫，纸上印有武士和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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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中国心脏的匕首（3）

中国政府在任何一条上都迟疑不决。条款的要求泄漏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抗议。日本勉强删除比较过分的条款，但于1915年5月25日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一项条约，保证日本在山东得到想要的一切。爱国人士宣布那天为国耻日。在东京，西园寺对其政府的浮躁无能非常伤心，并阻止外交部长当选首相以示不满。

对此，其他国家密切关注却没有行动。英国需要日本的海上援助。日本舰队已经开始在太平洋巡逻，英国希望他们能在好望角和地中海同样这么做。在欧洲，损失惨重的俄国无意在远东对抗其强邻；意大利和法国则效法英国。1917年日本与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保证日本继续维持其对德国租界的所有权及在山东的特权。

惟一公开反对日本在华活动的是美国，它越来越担心日本在太平洋以及亚洲大陆日益膨胀的势力。在威尔逊称为“完全可疑”的21条提出之前，美日就已经在一些问题上产生摩擦：如美国海军要求中国沿海的一个装煤站；满洲里的日本铁路对美国商品收费过高。美国商人抱怨说日本正在把他们挤出中国市场。中日谈判期间，美国督促日本改变对华立场；在北京，反日情绪强烈的美国大使鼓励中国人民坚决抵抗。美国人告知中日双方政府，美国不接受任何有损美国在华利益和中国政治与领土完整的协议（这个保留意见在1931年变得非常重要，美国借此反对日本占领满洲里）。

日本政府于1915年撤销原有主张，但并没有放弃在中国占据上风的企图。1916年，俄国与日本签约，承认日本在满洲里南部和蒙古东部的特殊地位。同时，日本派石井子爵前往华盛顿，力图使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地位。石井与兰辛通过交换纸条进行会谈，但双方都按符合自己意志的方式进行解读。美国人认为他们已经承认日本由于地理优势在华拥有特殊利益。对此，日本人的理解要宽泛得多。

1917年的俄国革命更加坚定了日本留在中国的决心。正如石井在日记中写道：“其他外国政府不会因中国的灾难、疾病、内战以及布尔什维克而感到威胁，而离开中国，日本无法生存，离开中国人，日本人不能立足。”这就是日本经常说“亚洲门罗主义”的原因。正如美国出于安全考虑视拉美为其后院，日本也必须担心中国及其他邻国如朝鲜和蒙古。

1918年，大战基本结束，日本为处理好中国问题做了最后努力。5月，它与中国政府签订防御条约，9月，又交换了秘密照会，强调有关山东问题的协议。东京的中国代表说中国政府“高兴地同意”了照会，这一说法在巴黎对中国尤其不利。也就是说，战争结束前，中国政府就已经让步了。巴黎的中国代表声称他们直到1919年才知道这些秘密协议。

1919年，日本对中国的操控给外界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连一向支持它的英国也开始担忧日本的傲慢和野心。英国尤其关心日本对长江流域的英国经济范围的袭击。英国驻日大使警告说：“现在，我们知道了日本——真正的日本——是个机会主义者，与其他国家相比，它在战争中的贡献不大，却十分夸大自己在世界上的作用。”英国政府也对日本媒体批评英国士兵抢夺德国租界非常气愤。另一方面，中国看似毫无希望，接任鲍尔弗当选外交大臣的寇松将中国和日本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与日本隔海相望的中国无助、无望、懒惰，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完全缺乏凝聚力和实力，南北冲突不断，军队无能而且士气不振。这使中国成为日本唾手可得的猎物。法国，至少在中国问题上与英国一致。

豪斯也表示赞同。他在战争期间对威尔逊说，当大部分白人世界对日本人关闭时，他们不进入中国大陆也不太合理。“我们不能满足日本的领土和移民要求，但如果不在东方问题上让步，麻烦迟早会来。”他非常乐观地说：“我们可以制订一个政策，使门户开放，复兴中国，满足日本。”日本人分析了在巴黎的美国代表之后把豪斯视为朋友；他们能找到的朋友不多。

多年之后，在和会召开前后负责远东事务的美国第三助理秘书布雷肯里奇·朗对一位采访者说，1917年以后，对日本的怀疑一直是美国关心的问题。连一向为自己处理世界的理智方法而自豪的兰辛也感觉到了这个变化。1915年，他主张和日本和解，甚至提出把菲律宾群岛给日本，他还批评了“对日本邪恶计划歇斯底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