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第2/4 页)

使醒来，他们能逃生吗？他们是在无知中死去好还是在清醒中死去好呢？虽然他们疑惑，但鲁迅及其同代激进文人竭尽全力唤醒中国。他们以加速社会变化为己任，努力扫清旧残骸，迫使国人向前看；他们出版诸如《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撰写讽刺旧传统的戏剧和故事；其救国口号是“赛先生和德先生”——赛先生即科学，它代表理性，德先生即民主，他们认为中国需要民主来统一政府和人民从而使祖国强大；他们敬重协约国，因为他们希望协约国会遵照西方领导人在战争期间经常阐说的原则公正地对待中国。山东问题就是个检验。

地处北京南方，伸向北太平洋的山东半岛地势起伏，人口稠密，它对中国的重要性不亚于阿尔萨斯和洛林之于法国。维系中国社会的传统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就诞生于此（即使今天，在他诞生2600年之后，有的山东家庭依然声称是他的后人）。控制了山东就等于控制了北京的侧腹，并威胁黄河流域以及连接中国南北的大运河。对西方人来说，山东这个名字与一种很受欢迎的丝绸（产于山东）同义，同时也激起人们的可怕回忆：以铲除西方人及西方影响为使命的义和拳的基地。

在霸占租界的争夺战中，山东无疑是块诱人的肥肉。其3000万人口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廉价劳力；而且煤炭及其他矿产丰富。当德国旅行者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对德国皇帝和海军说中国海岸——半岛南部的胶州湾——拥有得天独厚的天然海港时，他们都很感兴趣。德国力图成为世界强国，在当时那就意味着殖民地和基地。恰好，1897年，两个德国传教士在当地一场骚乱中被杀。德国皇帝说，“一个绝好的机会。”然后派海军占领了胶州湾。中国政府抗议无效并于1898年签订了99年租约，将胶州湾附近100平方英里的领土借给德国。德国还获得修建铁路、开矿以及驻军以保护其利益的权利。

德国在这块新领地的投资比在任何更大的非洲殖民地都要多。它鼓励不愿在山东投资的德国商人修建铁路和开矿（都没有收益）。海军接管了胶州湾的新港口。众所周知，青岛拥有良好的港口设施，道路平整，供水、排水设施齐全，电话网络先进，还开办了德国学校、医院甚至德国酿酒厂（至今犹在）。一个外国游人赞赏地称青岛为“东方的布赖顿（英国南部海岸避暑胜地——译注）”。到1907年，它成为中国第七大重要港口，惟一的不足就是与德国最近的殖民地和德国本身相距千万英里。

虽然德国皇帝通过恐吓威胁在山东占领租界，但1914年以前德国政府对付中国官方时依然显示了机智的策略。它没有坚持本国军队保卫铁路和矿区，而允许中国军队负责；它放弃了修建其他铁路的权利；它使青岛成为中国海关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由港口。结果到1914年，德国租界比1898年协议规定的要小得多，德中关系也因此相对友好。但战争爆发时，这一点对德国并没有帮助。德国总督给柏林发电报称，“很可能是与一个错误的交际花订了婚”——这个电报对英国人来说不难破译。日本进攻中国时，中国政府无力抵挡，德国也无能为力。其皇帝仅表同情：“愿上帝与你们同在，在未来的战争中，我会惦记着你们的。”因此，德国在山东的租界、铁路、港口以及矿区都转交日本。

日本声称会把租界归还中国，但中国人并不怎么相信，因为在战争中日本竭尽全力确保夺取该租界。从一开始，占领者就忙于修建新铁路，从中国人手中接管电报及邮政业务，盘剥税收及劳力。日本人对山东的控制远远多于德国。

日本还尽力通过法律等手段缚牢中国政府。它动用巨款，类似于贿赂，诱使中国官员支持其目标。夹杂有军国主义者和财政家的日本秘密民族主义团体拥有自己的目标，不过通常与政府目标不一致。他们向南方叛党提供武器反对日本政府承认的北京政府。在满洲里南部以及毗邻蒙古东部的地区，日本军方与反叛军阀私通。后果是，日本对华政策看似迂回曲折，实际上仅仅是令人困惑、前后不一。

继任的日本政府试图控制中国。1915年1月，在北京的日本大臣拜访了中国总统。他谈到两国人民紧密友好的关系，并说，若外国势力强行把他们分开将是巨大的耻辱。他补充说还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麻烦问题，然后向总统提出了21条要求。如果中国拒绝，他暗示，日本将采取“强硬手段”。其中一些要求仅仅确认了批准日本目前的在华活动，另一些则要求中国政府提前同意日本和德国对德国租界的任何处理方案。更糟糕的是，还有一些条款实际上是把中国变成日本的保护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