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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与批判的聚焦点。相形之下，作者以漫画笔触描摹达洛卫家的清客——宫廷侍从休·惠特布雷德，俗不可耐的势利小人——只是轻描淡写而已，但也一语道破其本质：“他没有心肝，没有脑子，徒有英国绅士的仪表与教养罢了。”简括得很，却入木三分。

至于本文开端标举的另一要点——传统与创新，也可用《达洛卫夫人》为例证。作为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作品自然富有意识流技艺的特征，并且是主体；在当年，这种另辟蹊径的试验堪称创新。然而，伍尔夫并不割断历史、抛弃传统；相反，在塑造典型人物，刻划矛盾性格，精心布局，铺叙情节，逐步推向高潮，运用对比手法与个性分明的对话，交替穿插锐利的讽刺、强烈的谴责、幽默的笔调和诗意洋溢的抒情等方面，都同传统小说有相似之处，甚至可谓一脉相承。

譬如，《达洛卫夫人》的情节仅仅描写这位议员夫人于一九一九年夏季，在伦敦一天的活动；从清晨离家去为即将举行的宴会买花，直到子夜晚宴散席为止。看来十分简单，却是经过蓄意构思的。全书以女主人公为核心，晚宴为枢纽，突出地塑造两个极端对立的典型，赛普蒂默斯与布雷德肖，同时描绘上、中层阶级形形色色的人物，作为衬托。通过所有这些角色的活动（包括内心波动和日常行为）、纠葛与冲突，特别紧扣中心人物的思想感情，使各种细节与事件跌宕起伏，步步深化，趋向高潮，戛然而止，却又余音缭绕。总之，在主题、内容和结构上，这部意识流小说基本上类似映照世态、描摹人情的现实主义小说，而不像后来许多标新立异的小说家不屑于刻意描绘形象，或苦心构思情节。

事实上，弗吉尼亚·伍尔夫不仅在创作中而且在评论里结合新与旧，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力求创新。她在有代表性的论著《贝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4）中宣称：“小说首先是关于人；”又说，“一切小说都是写人物的，同时也为了描述性格，而不是为了说教或歌颂……”这同“文学即人学”的传统观点是一致的。作为有创见的文艺批评家，伍尔夫并不全盘否定传统，而相当赞赏十八、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如笛福、奥斯丁、劳伦斯·史特恩和乔治·艾略特等的作品，尤其赞扬哈代的小说。在评论法国文学时，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散文家蒙田、近代现实主义小说家福楼拜，以及倡导意识流的另一巨擘普鲁斯特同样赞美。此外，这位英国女作家格外推崇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称托翁为“真正的大师”，“《战争与和平》描写了人类一切经验同感受”；而她和乔伊斯的作品仅仅是“零星的札记”而已。

二

弗吉尼亚·伍尔夫之所以能综合传统与创新，除了其他因素，家庭教养同个人身世起了颇大作用。她出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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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上几代为达官显宦。其父雷斯利·史蒂芬是德高望重的学者，崇尚理性主义及自由主义的伦理学家，又是文艺评论家和传记家（曾编纂巨著《国家名人词典》），并且是剑桥大学的“元老”之一。他的原配是大作家萨克雷之女，续弦是朱莉亚·德克沃斯，即弗吉尼亚的生母。这位日后的女作家深受父母的熏陶，她继承了父亲高超的智力、颖异的悟性与洞察力（但逐渐怀疑以至背离老父严峻的道德观念）；同时继承了母亲热爱生命和生活的本能（尽管还有悲观厌世的一面）。

她父亲生前交往的大都是文化界名流，如小说家哈代、麦瑞迪思、亨利·詹姆斯，美术史家与评论家鲁斯金等，经常是史蒂芬家的座上客。此外，他有大量藏书，因而弗吉尼亚于青少年时期即博览群书，读遍柏拉图、索福克勒斯、普鲁塔克同斯宾诺莎等所撰文、史、哲经典名著，奠定了深湛的文化基础。由于她自幼羸弱，未入学校受正规教育，而是在父亲教导下，以自修为主。这使她在以后的创作及评论中，既摆脱了清规戒律与学究气，又养成了非正统观念，我行我素，随意抒写。

另一方面，她同剑桥大学的渊源很深，因为父、兄曾在那古老的学府里攻读或任教。她正是通过兄长沙佩的介绍，结识了剑桥的不少师生，其中包括李奥纳特·伍尔夫，即她日后的丈夫，一位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论家和经济学家，也是文学批评家。婚后，于一九一七年，夫妇俩创办霍加斯出版社，陆续刊行了当年的“新秀”如小说家爱·摩·福斯特、凯塞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