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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书斋，不受干扰地进行创作。在这本小册子的开端，她先描写有一次参观“牛桥（2）”的感受。据说，由于她是女人，就被禁止在堂堂学府里男研究员们用的一块草坪上走动。此外，在不列颠博物院等图书馆内，男子撰述的关于女性的书汗牛充栋，而妇女所写的关于男性的书却绝无仅有，岂非不公平之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伍尔夫在文章及演讲中表示恳切的希望：战后能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其中所有的人，不论男女或穷富，都有享受教育和文化的权利。此外，她还在书信内企望消除有产者同无产者的隔阂，让工人成为作家，从而使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文艺更多样化。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条件下，这些理想近乎“乌托邦”，但毕竟表达了这位女作家的民主倾向。

正由于伍尔夫有这种思想，她在作品里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与顽固势力加以讽刺、暴露及批判；同时，对于被欺凌、被压抑的“小人物”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怜悯。就以《达洛卫夫人》为例，伍尔夫曾在日记中明确地阐述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和社会意义：“在这本书里，我要表达的观念多极了，可谓文思泉涌。我要描述生与死、理智与疯狂；我要批判当今的社会制度，揭示其动态，而且是最本质的动态（3）……”作者在小说中精心塑造了两个针锋相对的典型：一个是代表上流社会与习惯势力的“大医师”威廉·布雷德肖爵士；另一个是平民出身的赛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他由于在欧战中服役，深受刺激，加上愤世嫉俗而精神失常，终于自戕。作者以锐利的笔锋强烈地谴责前者，而怀着由衷的同情描述后者的苦难。她把批判的锋芒凝聚在那名医身上，指明他及其象征的保守势力，乃是窒杀赛普蒂默斯这类牺牲者的个性，迫使他走上绝路的刽子手。

布雷德肖大夫有一个得意的口头禅，常用来告诫病人：必须有“平稳感”，即处世要四平八稳、循规蹈矩，切忌与众不同、异想天开，而要为了社会的福祉，始终稳健。对此，作者鞭辟入里地讥讽：“威廉爵士崇拜平稳，因而不仅使自己飞黄腾达，并且使英国欣欣向荣；他及其同道禁闭疯子，严禁其生育，惩罚其绝望的行径，使不适宜生存的人不能传播他们的观点，直到他们遵从他那‘平稳感’的教诲……”总之，要每个人都顺从资产阶级社会的习俗、制度和秩序，决不可离经叛道，事实上，要众人都成为毫无性灵的傀儡。在这种氛围里，赛普蒂默斯被逼得发疯，但不肯屈从，不愿随波逐流，宁可自尽来维护个性与独立的精神。

关于这一要点，小说里有一节饶有意味的描绘：当情节的关键（达洛卫夫人举行的晚宴）达到高潮时，贵宾们正在觥筹交错、尽情欢乐之际，突然由布雷德肖夫妇传来赛普蒂默斯跳楼自杀的消息。达洛卫夫人心有灵犀，立即想象，那青年的灵与肉都是被那名医扼杀的：“如果那年轻人曾去威廉爵士诊所求医，而爵士凭他的权力，用他一贯的方式迫使病人就范，那青年很可能会说：活不下去了。”实际上，他是以死来抗议压制与迫害，保持自由的心灵和人的本色。达洛卫夫人对死者深表同情，并在内心涌起息息相通的共鸣。然而，她毕竟是位贵妇人，世俗的桎梏牢不可破，她不可能也不愿同习惯势力决裂，相反，却有根深蒂固的虚荣心和迎合上流社会的本能；于是只得采取折衷的办法，在热闹的宴会中，悄悄地躲入斗室，以消极方式卫护纯净而孤独的性灵，实质上反映了女主人公矛盾的性格。

她性格中独立不羁的一面，也表现在对家庭女教师基尔曼的深恶痛绝，主要因为那阴郁的女人力图转化其学生（达洛卫夫人的女儿伊丽莎白），千方百计企图改变那少女的信仰，强求她皈依基尔曼自己信奉的宗教。关于这一点，作者概括道：“稳健有一个姐妹，不那么笑里藏刀，却更强大、更可怕……她名唤转化，惯于蹂躏弱者的意志，热衷于炫耀自己，强加于人，硬把自己的形象铭刻在众人脸上而得意扬扬。”这种专横的作风使达洛卫夫人打心坎里憎恶，因为她“从来不想转化任何人，只愿每个人保持本来面目”。然而，基尔曼却煞费心机、不择手段地要转化伊丽莎白。这一强烈愿望充分体现在基尔曼带伊丽莎白去百货商店的场景中。那少女在店里伴着絮絮叨叨的女教师，委实不耐烦，渴望离去，基尔曼却兀自思量：“倘若我能抓住她，抱紧她，使她绝对服从自己，那死也甘心了。”最后，伊丽莎白忍无可忍，径自奔出店门，把女教师撇在里面。到了街上，少女“感到自由自在，真高兴呵！清新的空气那么爽快，而在百货商店里，简直闷死人呐”。

上述两节乃是这本小说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