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3/4 页)

者所津津乐道，而且也常常被严肃的文学研究者当作文学研究的史料加以不断地引证。其实，有许多著名的诗话不过是诗话作者的向壁虚构，无稽之谈，是一种牵强附会的精心创作。这些诗话大都不见于正史，

而仅仅见之于文人的诗话词话和笔记小品类的著作之中，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文学的野史罢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诗话对于诗歌的普及，对于提高人们的创作与欣赏的水平，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正本清源，指出其真伪，还这类诗话以历史的本来面目，避免以讹传讹，还是很有必要的。

“推敲”是流传最广的一则诗话了，但这则诗话却是最无稽的。据宋曾的《类说》转引《唐宋遗史》记载，贾岛因《题李凝幽居》诗第四句中的一个字是用“敲”还是用“推”而苦思冥想拿不定主意，于是骑着驴在路上反复作着推敲的样子，结果一下子撞着了京兆尹韩愈，而韩愈却不计较他的冲撞，反而帮助贾岛修改他的诗作，并将诗定为“僧敲月下门”，而且二人就此结为诗友。这则典故常常被人们作为贾岛诗歌创作刻苦认真的苦吟精神的例证以及古代诗人锤词炼字的典范而不断地引证，很少有人对它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但查一查二人的生平传记，就可以知道，韩愈做京兆尹时，是823

年，而韩贾二人的初交却在811年，即在“推敲”故事发生的前十多年，那时二人就已相识相交了，并有许多诗歌相互赠答，怎么可能在十一年后，二人在京城大路上相遇而不相识呢？再者，这故事本身也很不合情理，不合文学创作的规律。锤炼诗句，选用什么字词，主要取决于更生动、更准确、更真实地反映生活，即字词的选用是由生活本身来决定的，而非主观臆断。因此“推敲”二字的选择，应该由生活的真实情况来决定，怎么可以随心所欲地主观臆断呢？贾岛苦思冥想已属做作之举，而再由韩愈这样的没有这种幽居生活经历的人来作判断。就更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了，这实在是有些问盲于路的滑稽。

其实“推敲”二字各有意趣，各有千秋，而且二字内涵的差异也特别大，从生活的真实出发，只能是非此即彼的二难选择，这已不是纯粹的语言技巧的问题了。如果当时贾岛夜访时是推门而入的，那就该毫不犹豫地用“推”。如果当时是敲门，那就应该毫不犹豫地用“敲”。用“推”，意在表现僧人幽居，门无需插，那鸟宿池边树时推门的“吱呀”一声，也是非常富有情趣的。用“敲”也有其道理，贾岛夜访，本不知其门是插还是未插，“敲”便是一种很自然的动作，那夜深人静时的清脆的敲门声，也是十分令人心动的。到底是用“推”还是“敲”，也只有贾岛心里最为清楚，又何劳韩愈予以定夺呢？而贾岛如此煞费苦心地苦吟，

实在有些矫揉造作，如此违背生活真实的苦吟，已是入了咬文嚼字的纯粹形式主义的歧路了，是不值得后人效法的。从这个角度看，这则诗话的编撰者，实在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实在是帮了贾岛的倒忙。而后人竟然信以为真，并经常以此来印证诗歌创作的理论，确实是大谬不堪的了。

苏轼，秦观，黄庭坚，佛印四人为杜甫的《曲江对雨》诗补字的诗话，

也是历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但这则诗话的真实性同样也经不起推敲。这则诗话见于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的注引，说四人见一处院壁上写有杜甫的诗《曲江对雨》，其中的“林花著雨燕脂湿”句的“湿”字为蜗涎所蚀。于是四人各补一字，苏云“润”，黄云“老”，秦云“嫩”，佛印云“落”。虽各有意趣，但找来杜甫的诗集一看，又都觉得不如原诗的那一个“湿”字。的确，杜甫的一个“湿”字，把四人的字意都包括进去了，而且留给了读者无限的想象的空间，写绝了林花着雨时的难以言喻的美。而四人的补字，恰恰从反面，有力地烘托出了“湿”的深蕴的审美内涵，显示了老杜非凡的炼字功力。这则诗话，确实是讲解诗歌炼字之妙的绝好例证。不过，这则诗话人为编造的痕迹也很明显。且不说四人同游此处院落的历史真实性如何，也不说他们补的这四个字着意在显示四人各自的“生老病苦”的人生哲学，迥异不同的性格特征，这里只想指出一点，就是这四人都是当时诗坛的佼佼者，对于古典诗歌都有着极深的造诣，他们对于上一朝的李白杜甫等大诗人的作品，理应是非常熟稔的，特别是对他们的名作，更应该是倒背如流才是，这对此四位素以博闻强记著称于世的文坛大家来说，不仅不是难事，而且正应是其特长。可是面对着杜甫的诗歌名篇《曲江对雨》，这四位宋代诗坛上的佼佼者，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记得清这首诗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