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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即由缅甸传入，并逐渐流传开来。在鸦片战争前的清朝道光十一年（1831），云贵总督阮元、云南巡抚伊里布即联名上奏，指出了云南省种植鸦片的大致情况，奏章上指出：“滇省边隅，民风素本淳朴，而接壤越南，又近粤省，遂致有鸦片烟流入滇境，效尤吸食之事。而治边夷民，因地气燠暖，向种罂粟，收取花浆，煎膏售卖，名为芙蓉，以充鸦片，内地人民，以取罂粟子榨油为名，亦复栽种渔利。”至光绪年间，罂粟的种植得到了很大发展，罂粟花到处盛开，姹紫嫣红，形成了一片“美丽”而邪恶的鸦片风光。光绪年间有人游历昆明，记录了昆明——云南省会城市郊区的鸦片罂粟种植情况：“出（昆明）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塘，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全省的耕地，1875年约有三分之一用于种植鸦片，鸦片产量迅速扩大：1879年约为万担，1896年约为8万担，1906年约为万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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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鸦片——土药的崛起（2）

贵州省毗邻云南，但鸦片的种植时间稍晚。道光十一年（1831）贵州巡抚嵩溥奏：“黔山多田少，向无栽种熬烟之事。惟与滇、粤等省毗连，人民贸易往来，间有嗜食此烟者，奸商挟带，潜匿私卖，事所必有。”道光末年，广东商人将“广土”输入贵州，获利甚丰，当地人因而效尤，试种成功。咸丰、同治年间，贵州连续二十余年的战乱，广土来源断绝，贵州本地生产的黔土迅速发展，逐渐代替了广土。不仅如此，贵州所产的烟土以其较高品质反而输入广东，获取高额利润。这一高额利润，反过来又刺激了鸦片的生产，以至于全省各地广泛种植。当时人陈惟彦任职开州，他游历贵州各地，“约计所经州属，开垦之地半种洋烟”，罂粟的种植面积几乎占了农田面积的一半，当地农民把鸦片种植、生产当成重要农业生产活动，辛勤地劳作。“洋烟一物，为害实多，民不知非，视同禾稼，连阡越陌，手胼足胝，微利所归，群相竞取。”贵州省虽然地瘠民贫，但鸦片产量也相当惊人，1879年约为1万至万担，1896年约为4万担，1906年约为万担。

四川省的鸦片生产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已经较普遍。四川简阳县，道光末年乡人竞相种植罂粟。广安州在咸丰末年开始种植，而至光绪年间已经遍地开花，鸦片成为该州农产品中的大宗。四川东部的苍溪县，咸丰、同治时罂粟的种植得到了快速发展，而至光绪年间川东已“无处不种罂粟”。到了清朝末期，整个四川，包括川东、川西南和川西北，都广泛种植罂粟，据宣统二年（1910）九月二十日《广益丛报》的记载，当时“川省百四十余州县，除边厅数处，几无一地不植鸦片者”。四川省的鸦片产量，1881年约为7500担，1879年约为万担，1887年约为15万担，1896年约为12万担，1901年约为15万担，1906年约为万担。四川省生产的鸦片数量增长很快，已经超过了云南省，成为全国鸦片产量最大的省份。

陕甘晋等西北地区。西北地区土壤肥沃，但干旱少雨，农业生产极不发达，百姓生活十分艰难。但是，这里的气候条件也适宜罂粟的生产，鸦片的品质、产量都较高，也是一个著名的鸦片产地。

甘肃省种植罂粟约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据同治年间陕甘总督杨昌与陶模为筹备军饷，先后奏请朝廷加征罂粟地税的上疏来看，罂粟籽入甘后被种植，约在咸丰同治年间，即公元1851年至1862年。据1937年《民国日报》载，清咸丰时期，罂粟花满布于陕甘各县，产量日多，质品亦佳。《甘宁青史略正编》第27卷也说：“咸丰以后，鸦片由广东贩运入甘……吸者日多，种者亦日众，利厚工省又不择土之肥瘠。取液煮膏既谙其法，遂自吸食，而沿及妻孥，久之厮丐亦然，其倾家致死者不可屈指数。”1872年，有一德国人至甘肃，发现甘肃省鸦片大量输入东、西邻省，而未见其他地方输入的鸦片，这表明甘肃省已是一个产烟毒的大省。该年甘肃全省鸦片产量约为5000担，1896年产量约为1万担，1906年产量约为万担。

陕西省的鸦片生产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60年代以后有了大发展。光绪时山西巡抚曾国荃奏称：“自回匪（指陕甘###）削平以后，种烟者多。秦川八百里，渭水贯其中内，渭南地尤肥饶，近亦遍地罂粟。”当时，陕西关中的渭南、泾阳、凤翔，陕北的宜川、延川和陕南的汉中等县，已经成了陕西的著名鸦片产地。90年代以后，陕西的罂粟种植面积逐年扩大，遍及陕西全省。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