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2/4 页)
可以在国内长途贩运了,可以开馆吸食了:清代的鸦片禁令已经全部废除了,清王朝的禁烟政策彻底破产了。从此以后,鸦片这个被久困在并不严密的笼子中的怪兽,打破了并不牢靠的紧箍咒,张开了血盆大口、锋牙利爪,吞食着一切。尤其是烟馆禁令的放宽,使城市中烟馆星罗棋布,形成了一幅奇丑的风景线。烟馆遍地,为吸食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方便的场所;即使穷困的社会下层人士,购买不起一整套吸食工具,也可以跑到小烟馆,花上几文、几十文铜钱,就可以满足毒瘾。因此,烟禁一开,吸食者立即大量增多,鸦片销量大增,白银外流更巨,其社会危害也空前增加。这时,清廷中的“有识之士”又想起了许乃济的“以土抵洋”政策,企图放开国产鸦片之禁,大力发展土烟,逐步排挤、驱逐洋烟了。
国产鸦片——土药的崛起(1)
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洋药畅行全国,掠取了大量白银。这时的清朝廷禁烟政策已破产,已无法奢谈禁烟,便想方设法防止白银外流,提倡弛禁鸦片种植,以土抵洋的观点便又在朝野上下,趁时而兴了。
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初四,上海的《申报》登载了《抑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的文章,提出了全面弛禁,广泛种植、生产鸦片,课取重税,以增加国库收入、限制吸食的主张。指出:“鸦片烟土为祸甚烈,然果能尽弛其禁,其有益于国也亦甚多”。其一,“中国之人既已喜吸此物,反不如大弛其禁,纵民耕种,令其足供民间吸食,国家可以岁收税银,每年可减二千数百万出口之银,不归于印度而尽存于中国,为计岂不美乎?”其二,“重增其税,使其价日昂,不但贫民无计吸食,即富人之吸食既多,亦将吝惜而不能畅所欲为,是不禁而自禁矣,未必非化国富民之一道也。”今天看来,这种观点只是一厢情愿的纸上空谈,因为弛禁后的百余年,中国鸦片之祸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越演越烈矣。
然而,弛禁鸦片却是当时的主要呼声。一向以禁烟著称的林则徐,此时也赞同允许内地种植、生产鸦片。他所反对的只是吸食洋烟而不喜欢土烟。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林则徐表示“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杨国桢:《林则徐传》第433页)
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也奏请弛禁,以抵制洋烟的涌入。他指出,“既不能禁英商之不贩洋烟,即不能禁华民之不食洋烟”,而禁止内地各省种烟,势必使洋烟四处贩卖,掠取厚利。因此,应“暂弛各省罂粟之禁,而加重洋药之税厘,使外洋烟土既无厚利,自不进口”,这样“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增加税项”。如果外洋烟土不来,再严禁鸦片,也容易办到了。李鸿章官高权重,所提出的主张又冠冕堂皇,似乎切实可行,因此影响很大,以至于弛禁的主张左右了政局,弛禁终于被清廷允许了。
罂粟虽然原产于阿拉伯,但传入中国时间很久,中国内地亦有不少省份私自小规模地种植。至此,在弛禁的呼声和官员的默许、鼓励下,罂粟的种植迅速发展,全国各行省在都种植罂粟,清廷对土烟收税,但较洋烟税率为低,从而鼓励了土烟生产,光绪十一年(1885),清廷规定洋烟每百斤收税银86两,而对土药征收60两。
同种植粮食等农作物相比,种植罂粟、生产鸦片的比较效益高得多,受利益驱动,贫穷无靠的农民纷纷改种大烟。一时之间,全国各地,无论是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还是长城内外,漠北滇南,罂粟花到处开放,摇曳生姿。据记载,“自咸、同以后,烟禁已宽,各省种植罂粟者,连纤接畛,农家习以为故常,官吏亦以倍利也,而听之。”土烟生产的数量1866年约为5万箱,1870年已达到7万箱,已超过了进口洋烟的数量。至19世纪80年代,国产烟土的总量已是进口烟土的二至四倍。到了20世纪初,中国自己生产的鸦片又有很大发展。
当时,国产烟土以云贵川等地区较为著名,云南紧靠印度,接受了印度的生产、加工制造技术,自然、气候环境又相似,因此烟土口味、质量也较好。晚清著名外交大臣郭松焘指出:“由印度传至云南而南土兴矣,辗转传至四川有川土,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由是而贵州,由是而至陕西、山西。”其实,在咸丰、同治年间以后,印度的鸦片生产、加工制造技术,已经随洋烟传到了清朝的18个行省,全国各地区的鸦片生产、加工制造都有了空前的提高。
云贵川等西南地区。云南省鸦片种植有较长的历史,据传早在明末清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