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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哥尔摩仲裁的范围。

但如果达能变更仲裁请求，要求在国外进行分家仲裁，程序就又变复杂。首先国际仲裁久拖不决，其次就可能彻底断了谈判解决达娃之争的路子：达能临死也要拉个垫背的，选择以高成本解决纠纷，宁肯自己损失，不让娃哈哈好过。毕竟人民币购买力虽然高，对欧元的汇率还是低的多；达能拼着受一些小小损失，却可以换得宗庆后伤筋动骨。

因此娃哈哈需要在国内抢先诉请解散合资公司，即请求法院强行分拆合资公司，清算资产。这是一记绝杀，如果有一丝一毫可以回旋的余地，我们不会这样选择。

在协调解决达娃之争的过程中，我们曾拿出来多个方案：第三方资本介入达娃之争、合资公司与非合资公司合并上市，以及谈判协商达能出售其合资公司股权。共同上市、娃哈哈筹资要约收购达能股份的方案是我最赞成的，原因很简单：这个方案解决了定价问题，同时也解决了达能仍旧控制同业企业、并且同时参股甚至控股其他同业企业的深层次矛盾。宗庆后认为达能应该交出在娃哈哈的控股地位，这就随便达能爱在哪儿投资投资、爱在哪儿控股控股，但是不允许达能在控制娃哈哈的同时，参股其他同业企业。宗庆后不想生活在“合作伙伴”的复杂竞争之中。达能也同意让步到五十对五十，同意交出控股权；不过宗庆后在合资十年来心里头一直认为达能占娃哈哈资产的30％多，认为达能拿走50％还是占便宜了。其余两个方案涉及到股权买卖的问题，而达能开出的价格一如既往的是天价——几百个亿，天价买卖是一个不能接受的条件，谈判必然破裂。

“和”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但“分”不需要。硬梆梆的法律足以公平公正地把合资公司解散，给双方一个分拆的价码。法律分配的是现实的利益，这是对付达能“漫天讨价”，宗庆后“就地还钱”的最好的方略。

于是，我与宗庆后探讨公司解散清算的问题：这我考虑已久。

显然，宗庆后早就想过这个问题，他说：“可是——合资合同里约定了仲裁条款，解散也应该在斯德哥尔摩仲裁。”

“由主管机关批准解散就不需要斯德哥尔摩仲裁；而且从法院走司法解散程序，我认为也是说的通的。”我告诉宗庆后，合资公司现在是“董事长期冲突、公司经营严重困难”，符合解散公司的条件。

我说话一向有保留，时间长了宗庆后就习惯了，听我这么一说，他马上明白我是深思熟虑以后才跟他提到解散之诉的。于是，宗庆后拿着我们的法律意见去咨询，不光找律师、找法官，还找浙江省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员听了，觉得娃哈哈解散公司这个主张真是“十分占理”。

所以当时深陷“个税门”的宗庆后心里其实非常高兴，因为“决心”与“希望”同时来到，一方面达能捅破个税案给了宗庆后彻底分家的决心，一方面我提出的解决方案给了宗庆后强行拆散合资的希望。

宗庆后比较容易激动，他非常高兴地表示要抓牢机会，一举击破达能，催着我去立案解散合资公司。可没过十天，又着急地给我打电话，让我撤诉。为什么呢？

原来达能也害怕宗庆后走这一着棋，于是就在媒体上炮制了一篇报道，“披露”宗庆后要着手解散公司。其实这是达能在打预防针呢。达能希望稳住宗庆后，等到斯德哥尔摩仲裁。国内的仲裁庭也问宗庆后的律师：“有这么回事吗？”律师赶紧辩称：“没有！没有！”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解散之诉奠定分家价款（2）

于是，仲裁庭就对娃哈哈一方说：“希望在仲裁程序进行当中，你们能够尽量保持现状，不要扩大事态。”斯德哥尔摩仲裁至少要排期到2009年元月才能开庭，所以仲裁庭要求当事人不要采取新的措施，保持现状，等待裁决——仲裁庭担心宗庆后把合资公司弄成一个空壳。

宗庆后也在算账：如果能在斯德哥尔摩仲裁得胜，就相当于在国际上做了一次免费广告。他希望获得这次广告机会，因而选择配合仲裁庭。他十万火急地找到我，说要打胜斯德哥尔摩战役。他要全世界都知道娃哈哈没有错；而且，光有国内的判决还不够有说服力，他需要斯德哥尔摩的裁决，一解心头之恨，彻底扬眉吐气。

对此，我持不同意见，不要跟达能、仲裁庭那么认真。仲裁庭不是救世主，也不是神仙皇帝。作为事后救济、第三方救济，仲裁与诉讼治不得病，也救不得命，只能是打消耗。败诉的一方要赔钱，胜诉的一方若因为要应付仲裁、诉讼耽误了经营，也可能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