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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议上作布置，也未征求区党委常委同志的意见。）同年十一月份，分局派潘复生同志接任区党委书记，审查、整顿湖西党组织。

（２）一九四一年十月间，山东分局派刘居英同志再来湖西，根据中央《关于湖西锄奸事件错误的决定》公*理湖西锄奸错误问题，分别召开了党员干部座谈会，死难烈士家属座谈会，在万人大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对死难烈士家属的慰问信，教育干部及群众，仇恨暗害分子，团结对敌。

（３）这样处理后，剩下来的是党内干部处分问题：根据刘居英同志传达的山东分局关于湖西锄奸事件的意见是：“肃反地正确的，问题在于扩大化，扩大化的责任在于被捕受刑的同志，不能坚持立场，乱认口供”（大意如此）因之，湖西区党员干部有很多人受了处分。受处分的同志有意见，一再向山东分局、华北局、党中央提出申诉（一九四二年秋，刘少奇同志过湖西时，我个人曾向少奇同志作过汇报，少奇同志有口头指示）。党中央接受了这些申诉，在七大会议后，重新处理这一问题，结论是：湖西锄奸事件错误在于领导，所有被逼被诱承认口供的同志，一律不给处分。一九四五年秋，孙志谦同志（湖西区参加七大会议的代表）回抵湖西，传达中央指示，湖西地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撤销有关党员处分。

（４）一九四五年至四六年间，湖西地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接受死难烈士家属的要求，利用反扫荡的空隙，搜集能够搜集的死难烈士遗骨（共得一百二十余具）与抗日牺牲烈士遗骨一起，在单县城南建立“抗日烈士陵园”。

经过以上的处理，广大干部及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在激烈的抗日战争与阶级斗争中由于我们的警惕性不高，被暗害分子钻空子，发生这样的损失，是沉痛的，但党的领导是英明的、正确的，只要认真地依靠党，终会得出正确的结论的。

（二）湖西锄奸事件遗留的几个问题：

（１）关于真托匪的鉴别问题

湖西锄奸事件结束后，山东分局根据刘居英同志的报告，认定在锄奸事件被杀诸人中有七个真托匪，这七个人是：魏定远、曹广善、朱华、王天章、朱新民等（*同志批：对这几个人可由组织部查明他们现在何处工作，然后分别通知所在党委，作一明确结论，注在本人的鉴定表上）。

我对于认定朱华是托匪，从开始就有疑问。一九四一年秋，我曾问过刘居英同志，认定朱华是真托匪有什么根据，他说：“是徐州内线的材料”。我对这一答复不能满意，因为其时，我离开徐州不久，我对徐州党比较熟悉，这种不负责的答复，不能使人相信。但因为当时我正因锄奸事件问题受着处分，山东分局从郭洪涛同志（原山东分局书记）起都认为：“徐州是托匪的大本营”（在延安，原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曾向郭子化同志表示：郭洪涛同志的这句话无根据）。我知道我的意见不会被刘居英同志所采纳，所以只向刘居英同志，向地委会的同志说明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没有坚持继续解决这一问题。

一九五四年春，铜山县委转来朱秀实（朱华之弟）的一封信，要我证明朱华不是托匪，是共产党员，我曾根据我所知道的情况写了证明，但又恐怕自己的认识不全面，又分别请和朱华同学同事最久的郝中士同志（现任广西省委副书记）、领导徐州党的工作最久的郭子化同志（现任中央卫生部部长助理）分别作了证明。郭子化同志证明说，他从一九三○年至一九三八年都领导徐州工作，不知道朱华有托匪嫌疑；郝中士同志证明说，他从一九三二年起就和朱华同学，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和朱华一起教书，负责证明朱华不是托匪；我的证明说，我从一九三四年起就跟朱华认识，抗战开始后就在一起打游击，看不出朱华是托匪。这些证明，我们都交由徐州地委，请他们研究处理。但因为认定朱华是托匪的过去是山东分局，现因组织变更，究竟该由那一组织审查改变决定不明确，故至今尚未解决。

能够证明朱华的党员同志还很多，办要有一个单位（如山东省委或江苏省委）负责指导徐州地委或单县地委审查处理，就可以逐步得到解决。除掉朱华以外，我个人认为曹广善（沛县人，自首分子，抗战开始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工作）是否是真托匪，也还值得再审查。

（２）关于在锄奸事件中被牵连的许多同志的历史鉴定问题：在锄奸事件紧张时，原在湖西工作的许多同志，对当时持刀杀人的“区党委”（区党委委员大部分被杀、被捕，实际上只剩了一个区党委书记白子明和暗害分子王须仁）还是十分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