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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利用“肃托”的名义实现的。

王须仁、王凤鸣等，在逮捕和杀害地委几位部长和大批党的干部的时候，既没有向区党委请示报告，更没有向山东分局请示报告。这时的地委书记李毅、已成了他们手中的工具，除了按照他们的狂妄要求点头“同意”之外，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

王凤鸣的野心，王须仁的阴谋，并不以逮捕杀害湖边地委、鱼台县委，鱼台县政府和军队的大批党员干部以及改编有关抗日地方武装为满足。他们在进行这些罪恶活动的同时，又制造新的口实，说区党委的各个部长和区党委的机关干部大都是“托匪”，甚至说整个边区党的组织都是“托派”发展起来的。很明显，他们下一步的罪恶计划，就是不仅要消灭区党委，而且要消灭整个苏鲁豫边区的党，消灭我党所领导的抗日力量，事实正是如此。

四、“肃托”在区党委机关漫延开来又是一场大屠杀。

在湖边地委去湖东郭里集之前，即在王须仁等审讯魏定远、曹广善，史维功、常俊亭期间，在所逼口供中，牵涉到了区党委的一些同志，从宣传科长朱华，到参谋长李发，直到宣传部长马宵鹏等。王须仁等即以地委的名义写信给区党委书记白子明。作为绝密文件，派赵芳州、程义士二人，人骑马星夜赶到区党委驻地（单县东南）交给军士部长张知。同时在湖边地委邦助工作的区党委政府工作部付部长陈筹，看到在口供中牵连到区党委的一些人。根据自已的判断也向区党委写了一份报告。苏支四大队的政委王凤鸣也给白子明写了一个内容大致的信。

白子明、张如、王文彬等九月二日从谷亭回区党委后不久，就听说湖边“肃托”继续扩大并且开始杀人，这时又从不同的渠道接到内容大致相同的三个报告，感到问题的严重便警惕起来，白子明马上决定将靠近主力，以便配合湖边地委“肃托”，并与九月十日把朱华、张基隆、关小力、魏钦公等几个干部逮捕起来。作为党内高级干部，苏鲁豫边区党委书记白子明，没有坚持党的原则，没有进行慎重的调查研究，弄清事实真相，而是按照王须仁的一套办法，大搞逼供信。他合同几个部长在审讯这几位党的干部时。同样残忍的施加重刑，逼问口供，对于口供不经核实，信以为真，进而以此为据，愈益扩大，造成了极为痛心的恶果。

区党委于九月十四日向丰县城北（于王庄）转移，两个特务营同时按照行军的秩序，一营在前，区党委机关在中，二营在后。由于在“肃托”名义下逮捕了大批干部，在干部和战士中，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传说，思想相当混乱，人心惶惶。由于有一个战士步枪走火，队伍骚乱起来，二营掉转回头，就往回走，幸有军事部长张如严令加以整顿，才恢复了秩序，继续行进。白子明等对这种现象不仅不能加以冷静的分析，在战士干部中进行思想工作，以安定大家的情绪。相反却得出结论说，这是有人组织暴动，要有简单常识的人也会懂得。既然是暴动，而且打了第一枪就必然接着要大打一阵，为什么在打了一枪之后，在大家已经处于混乱的情况下，竟然不再打了呢？为什么我们的队伍乱了，而“敌人”反而罢手呢？敌人既已打了抢，暴露了目标，为什么又不再打了呢？区党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对这些问题，全然没有考虑，而惊慌的认定这是敌人搞的暴动，恰巧响这一枪，是在马宵鹏附近，于是就断定这次暴动与马宵鹏有关。

区党委住在丰北于王庄，区党委的主要领导人从上述错误的判断出发，再次会审被捕的人，在会审中仍然采取酷刑，实际上是有目标的严刑逼供，务必供出这次暴动的主持者才肯罢休。这与指名逼供，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严刑之下，出了成果：“证实这次“暴动”主持者是马宵鹏，具体执行者是参谋长李发，一营营长孟宪琛，还有二营营长XXX，组织干事XXX等暴动的力量就是保卫区党委的这两个营。目的是为了杀害党的领导和主要负责人。这种口供，对审讯者似乎是一种“满足”。结果这种“满足”又进一步促使了审讯者，更加惊慌失措，以致失去了起码的判断能力。很明显，既然区党委身边仅有点两个营，都掌握在“托匪”的手中，那又何必搞暗杀。由“托匪”的首领下—个简单的命令，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又怎么会使暴动失效呢？

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就根据这种完全虚构的漏洞百出的口供逮捕了马宵鹏、李发两个警卫营地营长，各连连长和排长，以及参谋处、政治处的所有干部共六十余人。并于当夜审讯马宵鹏，而且在审讯中采用残酷的肉刑，作为区党委书记的白子明，亲自动手毒打百般折磨，尽管使用种种酷刑，百般折磨